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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蒙哥大汗攻蜀时,合川钓鱼城守将为南宋兴元都统制兼合州知州王坚。王坚自1254年莅任后,对钓鱼城进一步加固,筑南北一字城,兴修水师码头,在城内建池凿井,同时利用钓鱼山良田千亩“保民练武”、且耕且战,聚集秦、陇、蜀地退守而来的军民十数万人,“人物愈繁、兵精粮足”。 “钓鱼城之战堪称世界战争史上要塞防御、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但遗憾的是,一直没找到作为防御指挥中心的州治、戎司衙署。”袁东山说。 2012年,考古人员在对钓鱼城南一字发掘中,发现城墙随山势升高到半山后,变成垂直高起二三十米的断崖,而断崖之上又发现东西两道城墙,与断崖面一起,形成南一字城的内城。 按照常规,内城东边的城墙迎敌面朝东,西边的城墙迎敌面朝西,但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西边城墙迎敌面仍然朝东。这似乎在提醒,南一字城内城以西的区域,才是防守的重心所在。 结合此前在钓鱼城西北发现的蒙古军为突袭攻城挖掘的地道,袁东山意识到,钓鱼城西部山腰处的范家堰,可能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区域”。 2012年8月,袁东山顺着尚未发掘完毕的一字城城墙朝西走,在人迹罕至的范家堰,他举目四望,这里位于钓鱼山二级台地上,背倚山顶,面朝嘉陵江,整体隐藏在主峰之下的山坳中,台地之外即是落差近30米的陡峭悬崖。可以想见,当时蒙古军队从山下仰视很难发现这一区域,这里也处在炮火、弓箭的射击死角,易守难攻,正是指挥中枢的理想之地。 “那天是19号,经过探勘和试发掘,建筑残垣逐渐露出,我兴奋得中午饭都没吃下。”袁东山说。 随着范家堰的发掘工作接近尾声,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组气势恢宏的南宋大型建筑遗址。 记者在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发掘现场看到,这一遗址主要由东部的前、中、后三进院落,及西部水池亭榭等两部分景观建筑构成。院落依山呈阶梯式构筑,整体高差达16米,设计巧妙。巨石垒砌的围墙、精美的水池、细致的浮雕、厚重的础石随处可见。 考古现场负责人王胜利介绍,已经发现了宋元时期的厢房、仪门、道路、排水沟等遗迹144处,出土宋代瓷器、铁器、炮弹残片等标本1100余件。园林景观部分还发现了水池、石灯,艺术价值相当高,其中一座在当时只能建于皇宫和孔庙中的乌头门遗址,更凸显出范家堰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通过发掘出土的文物和建筑遗迹信息,可以认定,范家堰遗址就是蒙宋战争时期南宋合州衙署、兴元戎司所在地,也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袁东山说,范家堰衙署遗址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经大规模科学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南宋衙署遗址,价值重大。 “大军压境之际,钓鱼城军民还能修筑如此宏大精美的衙署,不仅体现了宋代能工巧匠们的建筑造诣,也彰显出当时人们沉着应战强敌的自信和决心。”袁东山感叹道。 据史料记载,钓鱼城之役,在长达5个月的攻城战中,蒙古军虽然“凡攻城之具无不精备”,却“炮矢不可及也,梯冲不可接也”,只能派出小股人马履崎岖以登,冒险强攻,结果不是因为士卒伤亡惨重而“苦战不前”,就是由于后军不继而败退。据《元史》记载,尽管蒙古军有几次攻破外城,甚至一度登上城头,“伤宋兵甚重”,但始终无法突入钓鱼城核心区域。 反观钓鱼城守军,则是士气高涨、斗志正旺。万历《合州志》引《钓鱼城记》记载,宋军一度发炮,向城外抛掷各重30斤的鲜鱼二尾、蒸面饼数百,并谕以书曰:“尔北兵可烹鲜鱼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守将王坚更是白天率军抵抗,夜晚不时派兵袭扰敌营,使得蒙古军夜不安枕。 “如果说钓鱼城是山城防御体系的‘皇冠’,那么范家堰衙署遗址就是皇冠上的‘明珠’。”袁东山说,正是凭借高超的指挥艺术、精良的防御布局,钓鱼城守军才能在对抗蒙古大军的战斗中创造出奇迹。 落幕与回响:探寻仍然没有止步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改变先取巴蜀的灭宋战略,逐渐把进攻重点转移到长江中游的荆襄战区。蒙宋双方在四川战场进入相峙状态。 作为重庆前哨的钓鱼城,与嘉陵江、长江沿岸诸多山城相互支持、依存,足以控扼东川,因而仍是蒙宋争夺的焦点。 1268年起,忽必烈先后调集近十万大军围襄阳,开始了长达5年的襄樊之役,也揭开了蒙古第三次征宋的序幕。 为牵制南宋从巴蜀调兵援助襄阳,蒙古军在四川开展大规模袭扰,尤其加强对钓鱼城的包围,并在钓鱼城与其他山城之间“筑城进窥”。但钓鱼城守将张珏战守有力,“往往出奇制胜,斩获累捷。”直至襄樊战役结束前,蒙古军在钓鱼城只能“春去秋来,出没无常”。 奈何历史的车轮终归无法阻挡。1273年,元军进占襄阳后,忽必烈下诏水路并进,大举灭宋。四川诸多城镇也相继被元军取得。1276初,南宋朝廷在临安降元。元军也加快了平定四川的步伐,一年多时间里,先后陷泸州、平东川。1278年农历二月攻破重庆城,绍庆、南平、夔、施、思、播等州皆下。大厦将倾,独木难支。1279年正月,钓鱼城守将、合州安抚使王立,以不可屠城为条件终止抵抗,开城降元。为南宋坚守了36年的钓鱼城,至此最后陷落了。同年,逃至崖山的幼帝赵昺,蹈海而死,南宋灭亡。 渝水悠悠,孤城无言。烽烟散尽的钓鱼城,如今像一位英雄迟暮的巨人,静卧在波澜不惊的嘉陵江畔,任那惊天动地的热血与炮火,掩埋于厚厚的尘土和时间的长河。 范家堰遗址的发现,无异于一次穿越时空的唤醒。让这座创造历史的英雄城再次鲜活起来。随着考古和研究工作的深入,钓鱼城的军事、文化、历史乃至世界性价值和意义,逐渐开始显现。 “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互印证,让这座宋蒙(元)时期的英雄城,得到了有力的证实。”袁东山认为,作为蒙宋战争的重要节点,钓鱼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功遏制住来自北方草原民族的进攻,彰显出南宋军民坚忍顽强、忠贞不渝的精神气节。钓鱼城不仅是一个考古遗址,也是一座精神宝库。 这座城池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延长宋祚20余年。正如明代人邹智所说“向使无钓鱼城,则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 而且,由蒙哥之死引起的蒙古内乱,直接导致了元朝的建立,蒙古大规模扩张的势头也基本结束,在某种意义上,间接影响了中古时期的世界格局。 钓鱼城的军事价值也不言而喻。“钓鱼城防御体系是中国积极防御思想的集大成者。”在第三届钓鱼城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教授奚江琳认为,作为世界重要的军事遗产,钓鱼城集中体现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展现了东方战争智慧和积极防御的战斗精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