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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南水军码头航拍。袁东山供图
▲钓鱼城发掘出的铁火雷。本报记者刘恩黎摄
▲钓鱼城防御体系示意图。袁东山供图 公元1260年,席卷西亚,先后攻灭阿拔斯王朝、占据叙利亚,兵锋直指埃及的蒙古大军,突然勒马不前,主力军团挥戈东返。 前一年,在相隔万里的东亚大陆,南渡长江围攻南宋鄂州(今湖北武昌)、震动江南的忽必烈大军,于破城在即时,遽然退兵北还。 气势如虹、横扫亚洲的蒙古铁骑,几乎在同一时期如潮水般退却。 而这一切都因为自中国西南嘉陵江畔传出的消息:率军进攻四川,意图顺江东下灭亡南宋的蒙古大汗蒙哥,在合州钓鱼城遭到顽强抵抗,于1259年农历七月身亡。 蒙哥死后,汗位空虚,蒙古诸王纷争遂起,各军团匆忙从亚、欧战场回撤。命悬一线的南宋王朝,暂时得免灭国之祸,亚欧大陆的格局也因此改变。 700多年后,在重庆合川嘉陵江畔的钓鱼山上,一条攻城地道、几段御敌城墙、数十枚铁火雷残片,尤其是一座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的发现,使这里跻身“2018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考古工作者的发掘研究下,一段尘封的历史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这座曾改写亚欧历史的传奇城堡逐渐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西南一柱:防御体系关键支撑 自长江、嘉陵江交汇的重庆朝天门码头西折、北进,溯嘉陵江上行90余公里,就来到了古称合州的滨江之城重庆合川。在合川城东部,一座最高海拔近400米的钓鱼山,伫立在嘉陵江、渠江、涪江交汇的半岛之上。 依山就势的钓鱼城巍然屹立于山巅,北、西、南三面峭壁悬崖据江而立,险绝异常。这里曾见证波及亚欧大陆的金戈铁马、滚滚烽烟。 1235年,蒙古大军在西征东欧、东征高丽的同时,大举出兵南下攻宋。自此,双方在西起川陕、中抵荆襄、东至江淮的三大战场,展开数十年攻防。因地处长江上游,东扼夔门天险,顺江可趋吴楚,巴蜀地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成为蒙古攻宋的首要目标。 为稳固“西门”“后户”,1242年,南宋朝廷以淮东制置副使余玠升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主持全川防务。鉴于成都已失陷,川中残破,余玠兼知重庆府。重庆由此成为全川抗蒙的军政大本营。 遏阻蒙古军继续南下据长江破夔门,成为余玠到任后的头等大事。他“集众思,广忠益”,充分运用巴蜀山险对抗蒙古的骑兵优势。1243年,命人筑城于嘉陵江下游三江交汇、重庆正北的合州钓鱼山上,并迁合州治所、兴元(今陕西汉中)戎司于此,驻以重兵。 同时,相继在川东各山隘建山城数十座,最终形成以嘉陵江、长江为依托,以重庆为核心,以点控面的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地处“蜀口形胜之地”、屏障夔渝的钓鱼城,则成为这一体系的关键支撑。余玠帅蜀期间,多次以钓鱼城为前线指挥中心,联动各山城,率领宋军与蒙古军在四川开展攻防,“多有劳效”。 此后数十年间,来自秦、陇、蜀地的数万南宋军民据险坚守钓鱼城,“春则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则收粮运薪,以战以守”,使这里成为拱卫南宋“西门”的坚强堡垒,并在蒙古第二次大规模进兵灭宋的紧要关头,奋起抗击,扭转乾坤。 700多年后,当人们走近钓鱼城时,眼目所及,山险依旧,但城下缠绵环抱、波澜不惊的江水,城里茂林修竹、清幽宜人的山色,让人很难将这里与蒙宋古战场相连。几经复建的城门、城墙、马道、校场,也难辨年代和真伪。 历史的烽烟,似乎已不可触摸。人们难以想象,眼前这个弹丸之地,在13世纪,何以能阻遏所向披靡的蒙古铁骑36年,及至南宋灭亡,仍然屹立不倒? 即便在专家学者看来,钓鱼城战役和山城防御体系的相关研究虽然不少,但多囿于史料,缺乏考古实证支持,还有诸多困惑与疑团待解。 “一场具有世界意义的战争却活在许多无从考证的典故和传说中,真正的历史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痴迷于蒙宋之战的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暗下决心:不能让人们之于钓鱼城的疑惑继续无解。 2004年,钓鱼城考古发掘全面启动。此后15年里,袁东山和同事们踏遍钓鱼山方圆20余平方公里,试图找出掩盖在历史迷雾里的“英雄钓鱼城”。 史料显示,元军最终占领钓鱼城后,对其进行了系统性的拆毁。清代,当地为抗击白莲教,局部利用蒙宋战争期间的钓鱼城址进行了复建。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专家结合文献研究复原了钓鱼城,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区分钓鱼城的宋代城垣和清代城垣。上世纪80年代,当地为发展旅游又新建了部分城墙和设施。这些都给前期考古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我们首先就要辨识宋代石料开采加工、城墙砌筑方式等留下的痕迹,在此基础上,探寻蒙宋时期的钓鱼城。”袁东山说,加上钓鱼山范围很广、险峻崎岖、植被茂密,踏勘和测绘难度很大,“大概花了五年时间,才完成钓鱼城城墙的平面分布图。” 通过时代甄别和空间重构,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南宋钓鱼城比保留至今的清代城体系宏大很多。 “不仅守山而且控江。”袁东山说,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的误解——认为古钓鱼城就是现在看到的钓鱼山顶2.5平方公里的核心遗址范围。“事实上,蒙宋战争时期的钓鱼城,是一个‘山、水、地、城、军、民’六位一体的大纵深多重防御体系。” “钓鱼城之妙首先体现在‘地利’上。”袁东山说,它既利用了山江之险,又有沟通之便。城池选址于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流处,南、北、西三面环水,是控扼长江上游的咽喉要道；其山峰突兀耸立,相对高度约200余米,唯一与陆地相连的东面则有堑沟阻隔。钓鱼城四周山麓田地广阔,还有四季不绝的丰富水源,使之具备了蓄积人力物力、长期坚守的基础。 最为关键的是将人力与天险融合,防御体系精心巧妙。考古队发现,南宋筑城者们沿钓鱼山南北山麓,修筑了两道奇特的“一字城墙”,分别延伸至山脚江边的水军码头,如同从山顶伸出的两只手臂,拽住长达20公里的嘉陵江,形成了“控山锁江”的坚实屏障。 “一字城墙完全隔断了钓鱼山东西交通,有效阻碍了城外敌军运动；通过拱卫水军码头,又将宋军的水军优势最大化,压制擅长陆路作战的蒙古骑兵,同时也保障了钓鱼城的水上后勤补给线。”袁东山表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