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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27岁的年轻人堵不住那些洞，他的劳动履历是一条虚线，长长短短的空白处是失业和欠薪。 直到被催偿的方式吓怕，刘舟终于和他最不愿说实话的人开了口。 “你就当没欠过钱，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父亲刘兴旺知道实情后对儿子说。接下来，他清偿了刘舟近30万元的债务，还有10万元，他仍在“想办法”。 从刘舟2岁起，刘兴旺就外出打工，除了过年时团聚，父子每月通1个电话，每次不超过5分钟。电话的内容，“以前说我学习不好，只知道要钱，后来工作了，说我不知道攒钱”。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数据，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刘舟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样，对父亲“印象模糊”。时间与空间的隔离造成父子交流的障碍，因为“怕他又要说我”，刘舟刚开始借钱的时候，打算对家里隐瞒。 最终，还是存在于这个家庭数十年的模式再次发挥作用：家里缺钱、父亲给钱。刘兴旺把儿子戳出来的洞一个个补好。 刘舟至今不知道父亲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已经还上的30万元，相当于刘兴旺不吃不喝打工5年的收入。 决定 刘兴旺听见刘舟在电话里哭，他闭上眼睛，手微微发抖，急得不停跺脚。刘舟在湖北武汉工作，刘兴旺在福建福清打工。几十分钟前，是妻子先打过来，说起儿子欠债的事，她哭得话都讲不清楚。 哭声混入机械车间巨大的噪声，刘兴旺心烦意乱。他没怎么听过孩子哭，忽然想起刘舟小时候生病，他和妻子不知所措，在老家的诊所和医院间辗转，娃儿在怀里哭。那种无措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30万元，这个数字太大了。 两年前，刘兴旺在武汉郊区给刘舟买了房，首付款花光了他所有积蓄，还欠着亲戚3万元。他想，还有谁能借钱？同学、亲戚、同事的名字挨个出现在脑子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的脸也浮现到他眼前。 55岁的刘兴旺没走出过“车间”，这个湖北农民背着一个包，在广东、福建的十多个市的流水线车间漂了25年。给儿子还债，他顾不上面子，只要存了电话号码的人，刘兴旺就拨过去，试探着“碰碰运气”。很多人一听说借钱就把电话挂了，他会再拨过去，赔着笑。 很快，刘舟的手机收到第一笔钱到账的提醒。他回忆，那一刻自己愧疚、气恼，也稍感轻松——欠的不是小数目，但在赌的时候，“脑子一热就下注了”。 第一次赌，刘舟赚了。他当时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听同事说起一款“湖北快3福彩”软件，当晚就下载了。那段时间，他新交了女朋友，刚换了工作、住所，手头有些紧，想赚点小钱补贴生活。 他不是没听过被赌博毁掉一生的故事，一开始，还给自己划了一条线，输到1000元就不玩了，“怕越输越多”。 几天后，他确实删掉了软件，但只过了两天，他忍不住又下载了。“说不定能回本呢”，刘舟把手上的闲钱都投了进去，很快又输光了。他气得删了软件，等发工资后，又下载了，投注金额也达到一次上千元。 1000元，是刘舟当时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月的饭钱，它同时相当于刘兴旺在轰鸣车间里工作30个小时、生产200个百叶窗或175个空调出风口的报酬。但在网络赌博软件里，它仅仅是四位数里最小的那个，一个轻易就能扔进去的筹码。 在福建福清一家铝合金工厂，55岁的刘兴旺是车间主任，需要待在一线盯生产。他住在企业提供的宿舍里，屋里有一张床，没有衣柜和餐桌，水壶、碗筷、衣物等就摆在几张塑料椅上。 这已是刘兴旺打工生涯里最好的住处。常年独自生活，他很少在具体的层面感受到亲情，但听到儿子求助，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作了决定，替儿子还钱。 当选择与家庭相关时，他向来果决。 25年前，他在湖北仙桃一家乡镇企业工作，每月收入100元。妻子下岗了，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屋里。刘舟经常生病，几乎每周都要去医院。他甚至信过偏方，借钱买血输给儿子。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刘兴旺决定去打工。 年轻时，他早上投简历下午就能找到工作。到了2014年，刘兴旺50岁，在一间私人旅馆住了整整2个月，才得到工作机会。“我突然发现自己要被时代抛弃了。”但为了家，他必须扛住，“我不上班，整个家就不能开门。” 这一次，他又为儿子扛下了所有债务。他说不出亲情、家庭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这是父亲必须要做的事”。 真相很残酷，更残酷的是真相并不完整。努力筹款8个月后，刘兴旺得知，儿子还有一笔10万元、月息25%的欠款没有说出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眼中老实、胆小的儿子竟然会找上私人借贷公司，“他从小缺乏父爱，我也不信(他)有胆量到贷款公司借钱”。 共苦 刘舟最初的隐瞒是因为不信任，在他看来，父亲根本不懂他。 他活得像一座孤岛，身边的同学、同事、朋友也无法真正靠近。丢了工作、被老板欠薪，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赌博更说不得。朝夕相处的女朋友在一天夜里偶然发现他赌，争吵后两人分手了。 2014年大专毕业后，刘舟给学校一位老师打工，每天负责文印、做PPT，或是在老师接了外面的项目后打下手，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元。2015年，他找到正式工作，2000元月薪，没有五险一金，实习期3个月，薪资要打八折。熟识的同事说，他被公司的人力部门“忽悠”了。 就业市场对这个学历不高、技能平平的年轻人无法友好，这是他两个月里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刘舟回忆，毕业5年来，他没有主动辞职过。他经历了公司倒闭、业务线裁撤，或是被欠薪好几个月。找一份新工作，又花一两个月。公司有没有社保，他不计较，有时没有劳务合同，他都先干着。 有一次，刘舟连续加班3周，没有休息一天，发工资的前夜，他被要求加班到23点。没有地铁，老板让他打车回家，第二天凭票报销。天亮了，被通知不用上班了，他甚至不敢去公司要个说法。 刘兴旺则总是因为年龄大，被儿子这样的“廉价”年轻人挤掉岗位。他是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专生，又有工作经验，是工厂抢着要的技术工人。但每每入职后，工厂都会安排年轻人作为储备干部，跟着他学习。 刘兴旺知道，老板看中他的经验，等年轻人学会了，就会把他一脚踹开。每一次被辞退前，他都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快走了。 “年轻人肯拼，还便宜，工厂老板不会讲情面，眼里只有利益。”时间长了，他习惯了这种充满危机的日子，“你无法左右老板的心，就让自己心态好。该做什么就做，该走人走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