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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迪斯雷利，犹太人（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英国保守党领袖、三届内阁财政大臣，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在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在首相任期内，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他的名字是同英国殖民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还是一个小说家，社会、政治名声使他在历任英国首相中占有特殊地位（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大英帝国这种政治精明不仅体现在帝国的建立过程中，更体现在帝国解体的撤退过程中。如果说建立帝国取决于时代的机缘，维持帝国统治则是需要良好的制度和坚韧不拔的意志，那么能让帝国荣耀的解体，无疑是一项高超的技艺。大英帝国在殖民地的撤退就经历了被迫撤退到主动撤退的转变。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初期，由于英国不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故采取高压手段，导致与殖民地人民的对立，最终在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利益，被迫交出了政权。比如印度、缅甸的独立。而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政治家意识到大英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就以退为进，通过主动撤退来最大限度地保证英国人的利益，尤其是其经济利益。这就使“非殖民化”包含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将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这种渐进撤退的“非殖民化”，就变成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局势许可，首先是让大陆实行自治，然后慢慢走向独立，至于沿海或小岛上的海港与商业中心，有可能的话，是稍后撤退，而且这些海港与商业中心的非殖民地化过程的模式则又与内陆的撤退不同。对于内陆，英国在政治行政上，将会尽快放手，但在海港尤其是小岛的商港，在整个非殖民化的过程中却是另有安排的。这特别安排的目的，不但是设法保住英国传统的利益，同时也为这些地方的传统利益着想，因为在这个殖民地化的过程中，这些商港已经建立成了与内陆有相当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郑赤琰：《收回主权与香港前途》，一九八二年版，49—50页） 郑赤琰，祖籍广东丰顺，1936年生，1946年在柔佛士乃小学受教育,1959年毕业于巴株华仁中学，1963年毕业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政治系获文学士学位，1971年考获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1975年又荣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1977年受聘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行政系讲师。被称为系内“四大长老”之一（另外三位为关信基、翁松然及李南虹），后晋升为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兼主任，并成立“海外华人研究所”。1998年起出任香港岭南大学“族群与海外华人经济研究部”主任。2008年下旬开始在珠海学院兼职任教政治学（图片来自百度百科） 因此，在政权移交的过程中，英国人绝不会突然把全部政权交出，而是采取逐渐移交，比如先把地方政权移交出去，或者先把经济、劳工、教育、医疗等经济社会事务交给当地人管理，或成立半独立的自治政府，然后再逐渐移交政治、军事和法律等方面的政权事务，从而保证英国人培养出来的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把持政权。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实现分而治之。 正是由于海洋帝国的商业私利动机，使港英政府并没有考虑过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期限更强化了“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的临时心态，港英政府的经济不干预政策说到底是乘机让英国人捞钱的政策。因此，到“二战”期间，港英政府统治香港已有百年，竟然没有获得港人的丝毫认同。“二战”中英国人抛下港人仓皇撤离，反而要中国军队（比如入缅作战的抗日军队）保护英国人。“二战”后英国人重返香港，为了获得港人的支持，港督杨慕琦（Mark Young）于一九四六年提出了所谓的“杨慕琦计划”（Young’s Plan），在市议会中增加一半的华人代表出任议员。 杨慕琦（Sir Mark Aitchison Young，1886年6月30日—1974年5月12日），英国资深殖民地官员，在1941年获任命为第21任香港总督，并于9月就任，但三个月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军香港，爆发香港保卫战。几经奋力抵抗后，杨慕琦在1941年12月25日“黑色圣诞节”向日军无条件投降，沦为战俘。他在战时先后被监禁于香港半岛酒店、台湾及沈阳，后期受尽非人折磨。二战在1945年8月结束后，杨慕琦没有立即复任港督，而香港事务则暂由军政府打理，直到他于翌年5月复任为止（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其时，《联合国宪章》对自治领问题做出了规定，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已独立，英国开始考虑殖民撤退的问题。然而，这个符合帝国撤退步骤的改革计划提交到英国殖民地部后迟迟没有回应。此时，香港问题已开始由外交部而非殖民地部主导，帝国政治家们正在密切关注着中国战局。香港的问题不是一个殖民撤退的问题，而是如何与未来庞大的中国保持关系的问题。继任港督葛洪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与大多数的英国殖民地不同，香港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是自治或独立，而是一个对中国关系的问题”，“因为香港永远不能宣布独立”（《葛量洪回忆录》，138、146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当解放军勒马罗湖边时，英国人很快向新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以继续保持香港殖民地，“杨慕琦计划”也由此搁浅。 1966年，港督戴麟趾（DavidTrench）又提出了改革市政局，希望建立“地方政府”，将教育、房屋、医疗、社会福利等内政事务交由市政府负责，并选举产生适当数量的议员参与管理。但该计划最终搁浅，因为1967年的反英抗议运动使英国人深刻意识到，任何民主化的改革都会使香港左派进入政权中，而香港的前途只能回归中国。面对这种局势，港英政府在抑制民主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在归还香港过程中获得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个筹码就是培养香港市民对港英政府的忠诚，塑造香港市民的自我意识，使其与内地在身份认同上割裂开来，从而给香港回归制造困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