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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翔到北京打工，后来参与倒号，因为倒号被行政拘留过，出来后重操旧业。他没有抢号软件，只能单纯地凭手速和熟练度在手机上帮人挂号，更多的号，他挂不到。但8年的倒号生涯，他积累的是人脉，患者找到他，他挂不了就联系“梁先生”——我出客户，你出技术，赚的钱一人一半。 李凤翔和患者的对话并不冷冰冰，他很少单刀直入地和对方谈钱。找新客收专家号“定金”，他会慢慢地跟对方解释，“我做这行8年了，基本全靠回头客，不至于骗您几百块钱”。 一位女患者说自己想检查一下，想挂某医院特需门诊，李凤翔建议，检查一下没必要挂那么好，但要是不放心就挂吧。患者甚至向他描述病情，听取他的建议。最后，这位女士通过他，给自己挂了一个看乳腺的号和一个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号，还给丈夫挂了个看甲状腺的号。 互联网时代下，这个在号贩子丛林战争中“没有枪的猎人”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个掮客。 在那些取名“奋斗团”“共同努力 拥抱健康”之类的微信群里，号贩子们完成资源的置换。三甲医院、重点科室、教授专家的名字在群里被谈论得十分平常随意，像市场上随时有货随时补货的大众商品。 陆存杰也是在微信群里认识了“梁先生”。这位一家医院旁的旅店老板表示工作性质使然，“难免会被住店的客人问到能不能帮忙挂号”。最早，他帮亲戚朋友找过几次“梁先生”。后来他参与倒号，“一是为了帮点忙，二是挣点钱补贴家用”。 直到给梁玉提供客户的事被发现，被警方传唤，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 雷潇是另一位为梁玉提供客户的人，不同的是，他与梁玉是线下就认识的老熟人，两人曾同在北京一家KTV打工。 雷潇曾走在“行业前端”，2010年开始倒号，建了一家专门宣传挂号的网站。“现在不续费不好用了，但那时只要一搜我手机号就能搜出来。”他说。 2011年，他因倒号被北京市公安局抓获，并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一年零三个月的劳动教养。释放后，他远走云南，在丽江经营民宿。2018年8月，把自己在北京使用过的手机卡重新补卡后，雷潇发现8年前倒号认识的老主顾们还会联系自己，病人们给他打电话说“需要继续看病，要专家号”。这种召唤充满诱惑，据他回忆，那时他的父亲正在生病，需要钱。他再一次联系了老朋友“梁先生”。 于是云南的民宿老板雷潇携手躲在北京胡同里的梁玉，给天南海北的患者们远程遥控着北京各大医院的挂号配置。 3 曾与他们在同一家KTV打过工的孙江成，后来也被“好心的”老乡拉了一把，拉入了行，因为“有钱挣，比上班挣钱”。这是大多数号贩子的下海轨迹——来京务工，熟人介绍。2014年左右，靠着倒号，孙江成月入七八千元。 目睹过号贩子们为一个号在医院里大打出手的孙江成，看到微信群内有人讨论“抢号软件”，决定跟上。付费6000元，2018年11月，他也拥有了一款抢号软件。 相比之前每天排两个号，用了软件的孙江成平均一天可以刷4个。他不是“事业心特强”的人，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靠天收”，从不主动出击，只等着之前的熟客和熟客再介绍的人找上门来，月入过万元。因为能挂上常人难抢的号，他在亲戚眼中“和别人不一样”。 唯一需要较劲的难点在于软件——抢号软件与挂号软件在算法上的博弈。非专业人士孙江成能做的是调节软件的抢号频率，虽然软件马力全开时每分钟能抢几千次，但孙江成谨慎地把它控制在“每3秒钟抢一次，最多刷半小时”。 为了可持续致富，这是他反复试验后求得的平衡，“不能抢快了，抢快了账号异常系统会显示错误”。而在他抢号之初，平台还没有这样的限制。 京医通平台一直在与号贩子斗智斗勇。《2018京医通就医数据报告》显示，2018年，京医通智能防黄牛系统，共限制倒号者20835人次：其中拦截微信账号8345个、京医通卡及医保卡10989张、身份证号1366个，限制电话号码135个。同时，拦截机器刷票累计56118人，42088500次；拦截长时间异常刷票累计19513人，14634750次。 监测到后台异常，挂号平台会升级软件，出台限制策略，想再抢到号，对应的抢号软件也必须再次升级。但显然，这场攻防间的竞赛里，更复杂的情况不是孙江成能解决的，他需要求助于专业人士。 孙江成和梁玉用的是同一款软件，制作软件的是广东揭阳的一家软件创业公司。 这家公司共制作了五款抢号软件：一个抢“京医通”平台的、抢某军区医院的、抢某口腔医院的、抢某大学医院的和一个配合抢号软件使用的小程序。其他正经点的，照相机美化软件、仓储软件、办公系统，他们做；不正经的，比如博彩网站的插件、帮学生自动搜答案的答题软件，这里也做。 年龄最大的生于1991年，年龄最小的生于1995年，4个大学生毕业后创业，建立起这家公司，一人任总经理，剩下三个都是总监。他们浏览各大专业论坛上的帖子找活儿，“技术上能不能实现客户的需求”是他们接单的唯一标准。 抢号软件是技术总监张灵航眼中性价比高的单子，技术不难，挣得不少。不过据他回忆，如何实现抢号需求还是梁玉自己提供的思路，“你可以试试多频率、高频率地去抢那个号”。 虽然隐隐感觉对方要做的事“不太好”，但根本没想到犯法，加上公司起步缺乏资金，张灵航不愿想太多，他宁愿相信对方只是帮家人抢号。 张灵航有自己的理想，编程给他成就感，他想创造一份事业，“做一款真正的产品”。他觉得现在这些小活都不能算真正的产品，但想做成真正的产品需要钱，现在只能接点小活儿打打底。 但现实追不上理想，他也知道，仅在广东揭阳这样的小公司就多如牛毛，更别提其实有的活儿不必成立公司，个人都能接。 说起技术相关，张灵航切换成了另一个状态，以一个姿势窝在看守所椅子上平静叙事的他，坐直了，语气抑扬顿挫，节奏变快，讲话时还带上了手势。他说“我技术还不错”，聊起使用的编程语言、大学时参加过的网络攻防大赛，他说“我是第一名”……他罕见地话多了，直到被检察官打断，才“说回案子相关”。 张灵航接了单子，按照制作软件的工时和程序设计师的标准工资，找梁玉收费6000元，帮着远程安装，还提供了几次软件升级。 据张灵航的同事交代，他们是一次升级中发现“京医通”公告里提示——如果存在刷号行为将追究法律责任，才意识到刷号是违法的，不能碰。 “我得营造出一种想要合作的感觉。”张灵航说，他试探过梁玉，问“你的号是怎么卖的”。梁玉没说实话，告诉他“一个号加20-50元”。 张灵航最不愿面对的事确认了，对方果然是个号贩子。 自从知道了对方的身份，他就决定不做了。同事们也纷纷说不做了，意见一致。他拒绝了升级软件的下一次“需求”。 这是他能想到的全部解决办法。他觉得事情到此结束了，没咨询过法律界人士，也没在网络上主动检索过类似信息，因为太忙了，“我是搞技术的嘛，我要做工作，带团队，还要再自学新知识”。 直到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被公安机关拘捕，一直致力于突破技术的张灵航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技术的边界。 在接受讯问过程中，张灵航曾主动表示，“我希望用我们的电脑专业特长协助公安机关工作，争取有立功表现。” 在检察官张洪铭印象中，“张灵航聪明，好学，是学校里的好学生”。他见过张灵航的一沓证书，“三好学生，计算机专业比赛的奖项，他都得过，好多呢。” 张洪铭也听过张灵航带点自豪地回忆自己大学的高光时刻——参加黑客大赛攻击对方靶机并取得胜利。 但他下意识地打断张灵航的叙述，叮嘱：“你可千万别在现实世界里干啊，那个进去的时间更长。” 4 张灵航说得没错，他的技术不是不可替代的。 在同一个论坛上，梁玉张贴了软件出错的截图，留言问谁能帮他弄好。这次，好几个人找了他。他挑了一个，把软件压缩包发过去，对方很快维护好了。 孙江成在百度贴吧里找到了一家浙江诸暨的软件公司，花了5000元又买了一款抢号软件，还顺手把安装包又卖给了自己在微信群里认识的人，卖了1.2万元，转手净挣7000元。 检察官没忍心告诉张灵航，孙江成后来5000元买的软件，不仅便宜，效果更好。 目前，刑法对倒卖车票、船票的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但对于倒卖医疗机构挂号凭证的号贩子，尚没有针对性规定。 传统的号贩子，多以扰乱公共秩序与倒卖有价票证等原因受到行政处罚。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倒卖有价票证的规定，拘留15天和罚款1000元就是对医院号贩子的“严厉”惩罚。 但现在，使用抢号软件的网络抢号行为，对医院挂号平台中正常挂号的网络传输数据进行了修改，直接违反刑法规定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号贩子们大概率面临刑事处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