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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飞沫传播，伍连德发明了中国第一款口罩。把一块外科纱布折叠起来，中间衬上一块药棉，然后把两端剪开做绑带，制作方便、成本低廉，防护也严。一批妇女批量赶制。人们戴上口罩，把嘴和鼻子遮挡起来，称它为“伍氏口罩”。 不仅口罩，餐厅旋转餐盘也在伍连德的倡导下应运而生。 1911年，位于哈尔滨傅家甸的防疫临时消毒站入口。（资料照片） 中国民众喜欢集体吃饭不分餐，但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用筷子夹同一盘菜会引起交叉感染。伍连德提出放上公筷、公勺，采用西方的分餐制，尽量减少细菌传播。 随后，伍连德所居住的道台府采取“双筷制”，即每人使用两双筷子：一双取食，一双入口。这样，卫生的问题解决了，但不够方便。 伍连德又建议设计一种旋转餐桌。当时的衙门主厨郑兴文灵机一动，在八仙桌上装个圆板，中心以铁柱为轴，让圆板旋转起来，并在每道菜旁放一勺或一筷做公用。这样既解决了共食风险，又兼顾了中式菜肴的特色和饮食习惯。从此，旋转餐桌便流行起来。 鼠疫流行时，哈尔滨傅家甸的工作人员运送尸体。（资料照片） 扑灭疫情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减少接触……十几天过去，傅家甸的疫情依然没有减轻。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多则上百人，有一天攀升至183人。伍连德一遍遍回想：如此健全的防御体系，到底哪个环节还存在漏洞？ 一天，伍连德来到城边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雪地上横七竖八的棺木露天摆放，俨然一个巨大传染源。鼠疫杆菌在低温下可存活三个月到半年，如果鼠类和其他动物啃食后，再把病菌带回人群，鼠疫将循环往复，没有止息。 数九寒天，哈尔滨土层冻结，这些遗体无法安葬，大规模焚烧成了唯一选择。然而，中国人几千年的习俗都是入土为安。这样大胆的想法不合习俗，更有悖伦理。 伍连德和在外务部任职的施肇基，一个处江湖之远，一个在庙堂之高，共同促成清政府的决定。 1月31日，大年初一，哈尔滨城郊的坟地火光冲天。当时，很多官员不愿意去坟场监督，伍连德亲临现场一个个清点。 展现1911年1月末伍连德和工作人员在哈尔滨傅家甸督查焚烧鼠疫患者尸体的油画。（资料照片） 适逢春节，为了消弭全城压抑的情绪，伍连德嘱咐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一冲晦气，同时释放硫黄起到消毒作用。 3月1日，时针指向零点。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 位于黑龙江的伍连德纪念馆。（资料照片） 医学曙光 哈尔滨的防疫措施做了表率，这里的模式在全国多地复制推广。随后，长春、奉天（今沈阳）、铁岭……东北各主要城市纷纷传来清零的捷报。 到4月底，整个东北和华北地区的鼠疫被彻底消灭。这场罕见的瘟疫夺走了6万人的生命，花费白银一千万两。其中，哈尔滨傅家甸有6000多人死于鼠疫，占了傅家甸人口的四分之一。 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不到四个月就成功击败一场传染病，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当时出版的《远东报》这样评价：“其能以如此有效者，皆赖伍医生连德之力。” 伍连德救了哈尔滨，救了东北三省。他的睿智与严谨，他的担当与坚守，他深厚的科学素养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引领整个公共卫生领域第一次获得各级官府的重视。 1911年1月，正是伍连德领导抗疫的关键时刻，施肇基动议，举行一次国际鼠疫大会，邀请各国专家学者交流研讨肺鼠疫防治办法。 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如期举行，来自英、美、俄、德、法、日等11个国家的数十名专家学者齐聚奉天。一份长达500页、名为《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报告书》的报告备受关注。伍连德赢得了与会各界的敬重，被推举为大会主席。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奠定了中国在鼠疫研究领域的地位。 此后，伍连德将大半生献给了中国现代医学的开拓事业。 1911年，伍连德在他的第一个鼠疫实验室工作。（资料照片）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防疫机构组织。伍连德任总医官，中国开始有系统地建立起公共卫生体制。 1926年9月8日，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成立，伍连德为第一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由中国人自办的医学高等院校，也就是如今的哈尔滨医科大学。 1926年，伍连德写作的《肺鼠疫论述》，由日内瓦国联出版社出版。 193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评审委员会提名伍连德为候选人。 伍连德还获得了日内瓦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的“鼠疫专家”等多项国际顶级嘉奖和称号。 伍连德在《鼠疫斗士》的自传序言中写道：“我曾将大半生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的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如今，伍连德的雕像伫立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园内，人们驻足、留念，也从中思考什么是伍连德精神，什么是天下真国士，什么是科学的力量，什么是人性的光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