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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寨商品的受害者，淘宝不是第一个，拼多多也不是最后一个。 从iPhone到hiphone，从山寨版刘德华到山寨版周杰伦，旺子牛奶，NIke运动鞋，百谷虎搜索...... 2008年“山寨”一词儿呼啸而来，并成为当年最火的网络词汇。 然而，在风云变幻中，一场“山寨”革命正拉开序幕。 山寨风云 “科技园”“软件园”“高新科技园区”......这些披着“科技”外衣的字眼，恐怕是中国目前用得最泛滥的地名了。 然而，打上“科技”标签的深圳，多少有点与众不同。不仅因为这里诞生了华为、中兴等在科研投入上比肩全球一流水准的科技企业，更因为，这里还诞生了一个带着魔性光环的电子产品集散地——华强北。 华强北的电子配件资源丰富程度，可谓无所不有，无所不包，像马化腾、周鸿祎等初代的科技企业家无不有“华强北”情节。 从深圳科技园到华强北有15公里的距离，一路上，分布着不计其数的研发型小公司、设计公司及厂房等。这些小型公司几乎能够在华强北，采购到所有的元器件，也可以把自己研究的产品在这一带销售。 刚开始，华强北的科技标签还有点含金量，而后来却成为了“山寨”的代名词。 华强北山寨的火爆，从手机开始。 如相关媒体报道，当年，在距离华强北数百米远的华强路地铁站，有易通、庞源等一批规模庞大的手机配件市场，里面的手机配件琳琅满目、种类齐全，每一个柜台都专精一门。手机芯片、键盘、电池等零部件均分门别类的提供。那时圈内流行这样一个说法，在华强路楼上楼下跑一圈，一部手机就出来了，而且还带了标。 在深圳，手机链条上的每一个端都相当完整，它是世界上少有的廉价而又快速的“手机流水线”。并且在这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手机，因为价格便宜、性能不错，长期霸占着国际国内的中低端市场。 一部正品的NOKIA要5000块，而外观真假难辨的NCKIA，只需要500块就能拿到手，功能甚至比正品还要多，比如，八个外放喇叭，妥妥地循环播放着《最炫民族风》，随着音乐律动的还有跑马灯式的灯光外壳，显然，这是打工仔们展现自我风采的不二之选。 曾经，在华强北高科德电子交易中心一层，有一个星巴克，从外表上看，它和别的星巴克并无二致，走进一看，来这里的人，除了喝着咖啡，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聊的都是手机生意。 一些外国脸，围着一个穿着白衬衣，斜跨黑色大包的中国小伙子，手里挥舞着一款来自运营商的定制机，咨询是否可以仿制。这样的场景司空惯见，也是国产山寨手机国际影响力的一个缩影。 从iSuppli的报告数据，就能看得出来当年山寨手机有多猛：2009年中国卖了1.45亿部山寨手机，比前一年大涨了43.6%，相当于2005年的4倍，抢占了全球20%的市场。 iSuppli的报告数据 山寨一旦成功，示范效应就非常显著，山寨便从手机到平板电视、笔记本电脑等行业渗透。 曾经广州番禺、深圳华强北是山寨“液晶电视”的集散地，在这里液晶模组、SKD套件、背光模组等整套的液晶产业链上都是完备的。 几乎所有的电子消费品都有可能被山寨化。 当初山寨的VCD、DVD叫杂牌机，山寨的手机叫黑手机，即便名字不中听，但并没有影响产品本身功能的使用。尤其是对价格不敏感、对品牌不敏感的地方，则成为山寨的主战场。 “山寨”是华强北的印记，也是特定时期的标签，有人把山寨之风，归结为缺乏创新，有人却认为是中国式低廉的制造业惹的祸。 “平民”向“贵族”的宣战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山寨。一边是需求，一边是供给，山寨的存在有着山寨的理由。 为何山寨商品能够获得消费者的青睐?原因很简单，山寨货是“价格屠夫”。 以一部iPhone手机生产为例，一部iPhone的生产由全球的供应链体系协调配合生产。 在这个全球的供应链中，每部iPhone需要超过200多个供应商提供零部件，包括内存芯片、调制解调器、相机模块、麦克风和触屏控制器等。这些来自全球供应商的零部件转而送到iPhone最大的组装地——富士康郑州工厂。 据地歌网了解，2017年在富士康郑州有94条生产线组装一部iPhone需要大约400个工序，包括抛光、焊接、钻孔和上螺丝，这里一天能生产50万部iPhone。在iPhone组装完成后，再需经过海关运输，发售等流程。 从整个流程不难发现生产一部iPhone需要的投入，包括设计、零部件、加工组装、渠道市场等费用。 然而，山寨机呢？ 正如一位品牌手机管理者向地歌网“控诉”的一样，山寨手机(商)奉行拿来主义，没有研发投入;采取低廉的元器件，不打广告，不需要进行市场摊销...... 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建构品牌所需付出的代价。品牌所指向的其实是一种标准，它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可控的产品成本和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而品牌的对立面山寨，最早凭借的只是超多功能、超低价格来霸占市场。 事实上，在山寨机崛起时，中国手机市场仍然是外国品牌的天下，包括诺基亚、索尼、三星等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的手机平均售价均为1000元以上。但是，当时的品牌生产和消费力却匹配不上。 据2009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农村人口全年平均收入仅为4761元，城市中产的人均收入也仅为15781元，这意味着，大品牌手机的售价远远超过了中国消费者的平均消费能力。 一定程度而言，山寨的崛起是一场“平民”向“贵族”的宣战。 由于平民和贵族之间的需求存在断层，品牌商品价格过高，而中国有生产能力的工厂却又没有渠道建立品牌，于是就进入了蹭名牌、无品牌的野蛮生长阶段。 潘多拉之盒 “创新不在于多少技术，而在于业务模式。”联发科创始人蔡明介如是说。 当联发科才三岁的时候，刚步入移动产业，它的“交钥匙模式”成为当年山寨机的功臣，所谓的“交钥匙模式”就是将主板、芯片、GPRS模块以及系统软件捆绑在一起卖给手机厂商。 山寨机的手机厂商只需在外观上做改动调整，比如做个外壳、加个摄像头、电池和屏幕，若需要导航功能再加个GPS的导航模块，这样一部功能齐全的山寨机手机就诞生了。 换言之，联发科模式为山寨机提供了标准，一部山寨机出炉，不需要技术，只需要简单的装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