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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跟他谈话的过程中，他也经常说，他就是这个单位的家长，每个决定都是正确的，要求下属们无条件地服从。”审查调查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高守良作为一把手，用自己扭曲的价值取向和歪曲的从政行为，将市供销合作总社的政治生态弄得污浊不堪，既污染了党风政风，更败坏了党的形象。 对抗调查，模拟现场反复演练—— “你要是有急事的话，给我发个照片，我就给你回电话。否则，尽量不要联系我” 挖空心思敛财的后果，高守良心知肚明。他利用曾经担任过3年纪委书记、曾参与上级纪委专案组工作的经历，想尽一切办法对抗组织审查调查。 “他的反调查意识非常强，除了家庭正常收入之外，所有财产都不在自己和家人的名下。”审查调查人员介绍，在调查中，工作人员发现高守良实际控制了三家公司，这三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分别是高守良的妻舅、外甥女和曾经的同事，他们要么长年不在北京，要么对经济上的事一窍不通。让人吃惊的是，这三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名下有公司。 “这些公司表面上看，跟我没有直接关系。查出问题后也根本不会想到和我有关系。”高守良回忆起这些，仍自以为高明。 然而，得意的背后却是惶惶不可终日。2017年底，北京市委巡视组进驻市供销合作总社，高守良无法平静了，开始精心构筑攻守同盟。 他不仅对女儿和妻子详加叮嘱，还把留在手上的证据材料交给女儿销毁，甚至切断了父女之间的正常联系。 “他说，你要是有急事的话，给我发个照片，我就给你回电话。否则，尽量不要联系我。”高守良的大女儿坦言。 这只是第一步。为了应对调查，高守良绞尽了脑汁。他先后与16名涉案人员单独见面，把受贿编造成借款或委托投资的谎言，还和涉案人员模拟调查现场，反复演练。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在确凿的证据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下，高守良的腐败路径一点点地清晰起来。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无论你手段多么高超，无论你做得多么隐蔽，小伎俩都是不能跟强大的组织对抗的。”高守良表示。 “四个意识”个个皆无，“六项纪律”项项违反。不该做的事，他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应该做的事，却敷衍了事、毫无作为。“高守良当了多年的领导干部，尤其作为党委书记，连‘四个意识’都说不上来，想了半天才编出一个‘自律意识’。”北京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 “我的罪行给党、给市供销合作总社抹了黑，带来了损失。同时，也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我是组织、家庭的罪人，这种罪，今生是赎不完的！”即将面对法律惩处的高守良如今顿悟，却为时已晚。 点评 翻开高守良的工作简历，32岁就走上副局级岗位，本可以大有作为，为何却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剖析这一典型案例，就是要警示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扭曲的价值观是重要诱因。高守良坦言，他知道没有党组织的培养，就没有他的工作成就和幸福生活，但内心深处却认为，共产党人不是“苦行僧”，不可能做到大公无私，不可能脱离低级趣味。所以，他虽然常常在口头上讲党性、讲觉悟、讲奉献，但一遇到具体事情，特别是在“房子、位子、票子”问题上，就盲目攀比，心理失衡，事事想回报，就想在与他人的合作中拿些好处、占点便宜。理想信念丧失了、党性觉悟没有了，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错位的权力观令他疯狂。高守良在担任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一把手期间，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是专横跋扈、盛气凌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对权力的错误认知。因为手握重权，他飘飘然了，认为“一把手就应该有点霸气”“辱骂干部是对干部的疼爱”，所以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搞“一言堂”“家长制”，甚至视党的纪律为儿戏，认为党的纪律只是写在纸上的要求，内心缺乏敬畏，自由主义泛滥，等等。加之他认为自己已经在局级岗位工作了25年，事业已到了“天花板”，最终越走越偏，严重偏离正轨。 高守良走到今天，除其自身原因之外，制度的不健全、监管体制的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因其集体所有制的特殊经济性质，导致在经营决策、财务管理、部门设置、干部任免等方面出现了管理上的真空地带，间接给高守良为所欲为提供了便利条件，他甚至多次拒绝有关部门开展审计的要求，并指使相关人员誊抄、修改党委常委会记录，临时编写党委常委会“三重一大”事项工作纪要，以应付市委巡视组的巡视。 此案是一起典型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经济组织领导人员贪腐案，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一方面，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员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宗旨，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侵蚀，调整心态、摆正位置，清正廉洁、无私奉献。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也要重视起来，不仅要压担子、要成果，更要加强教育、管理、交流和监督，通过深化标本兼治，正本清源、净化生态，切实形成不敢腐的持续震慑、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增强不想腐的思想自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