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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17年，美国刚刚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为了平息国内的反对意见，设立了一个新的宣传机构：“公共信息委员会”，大力宣扬战争。国会以惊人的速度一致通过了《间谍法》和《煽动叛乱法》，如果有人阻挠政府发行公债，阻拦征兵或对政府和军人嗤之以鼻，就会被诉诸法律。 美国政府同时还组建了一个全国的情报网，派人渗透到那些被认为是“危险”的组织中去，可以不经批准对这些组织进行突然搜查。 第二年，也就是1918年，美国政府对国内舆论的镇压愈演愈烈。大批工人工会国际的领袖被起诉，观点激进的杂志被禁止发行，持和平主义观点的杂志受到刁难，政府还拒绝向右“嫌疑”的杂志提供发行优惠。更多的“极端分子”被逮捕，许多改革者受到恐吓。 一个叫李普曼的人——就是后来成为鼎鼎大名的新闻评论家和作家，连美国著名学者杜威都不得不出来与之论战的人，当时还是血性方刚的年轻人，刚从哈佛毕业不久，他义愤填膺。他充分地体会到舆论宣传是可以被左右的，甚至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于是，他写出了此后世间流传甚广并久负盛名的大作：《公众舆论》。 这位曾直接或间接地为12位美国总统出谋划策的20世纪美国著名专栏作家，不仅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而且还曾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其作品《冷战》一词还成为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他既反对政府对舆论的压制，同时也不相信公众舆论，认为“大众中间”没有真相，无法引领社会走向民主——“大众暴虐”——公众只能捕风捉影，无法挑起理政的重担，只能寄希望于“代理人”。 这样的思想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幻影公众》中表达的淋漓尽致，尽管人们对其褒贬不一。他说，公众只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即使愿意，他们也无法掌握充足的信息。“事实本身”是最大的难题和挑战。公众就像剧院里的聋哑观众一样，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 “他无法始终扮演一只光彩夺目、情绪饱满的公鸡，因为那必须每天早起叫醒太阳。” 李普曼还说，“与其指望人们联合起来形成舆论对应对危机，不如指望个人别采取行动化解危机。教育公众的最终目的是让他们具备辨别出这些个别人的能力。” “自由主义者焚烧仓谷只为烤猪肉。”1919年的李普曼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东方的中国正在为自由主义思想和无政府状态论战不休。 2） 是的，当李普曼写下这些惊人之语的时候，另一头的中国大地上——同样也是出于新闻和舆论各种政府管制与真假象交织的时代，一个名叫周树人的浙江作家出版了自己的作品：《狂人日记》，并头一次用上了这两个字做笔名：“鲁迅”。从此，“鲁迅”这个笔名闻名于世，被誉为民族旗手和中国良心。 鲁迅和李普曼一样，笔是不卖的，并且桀骜不驯，一生致力于思辨和启蒙。只不过，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后来，与李普曼公开论战的杜威有缘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夕一呆就是几个月，并因此而被中国人记忆深刻。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于新文化时期。当学生的正常要求中滋长了逐渐增强的具有意识形态和行动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想时，这幅图景就开始出现了另外一面。反帝思想的表现之一就是“反美”——尤其是那些曾在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年学生们，他们一方面难以忘记自己亲身经历的种族歧视，一方面又深切感触到美国人在外宣扬的东西其实并不在国内实行，反而是天生无知冷漠而自信的美国人是有些粗俗的乡巴佬——“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 要知道，当时的中国正是大部分男女留学生带着美国和欧洲大学的学位回到中国的时期，二十多岁便成为教师，大多在数量仍然很少的公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任职。而新文化时期的大多数公认的进步思想发言人——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蒋梦麟、丁文江、钱玄同、鲁迅等最有名的——都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或日本的园博学者。而那些在1918年和1919年作为学生组织者和宣传员涌现的人物——北京大学的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清华大学的罗隆基、闻一多，南开大学的周恩来，湖南的毛泽东——实际上都是学生，或者刚毕业，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后仍有留学生涯。他们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复杂的形式和现实：“儒教”被批判，新的道路尚未找到。于是，革命前的政治和知识骚动，如烈火一般，熊熊燃烧起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民爱国与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了一切。 用西方的知识与西方做斗争，成为潮流。投身于救亡抗议运动的青年，不一而足，如火如荼。 历史的记忆是，1919年的秋天，杜威在北京大学发表了第二次社会和政治哲学的演讲。在演讲中，这位著名的美国学者苦口婆心地说道：“如果我们把注意力只集中在改革本身，而放弃我们能承担的较小的任务，我担心会所得甚少，甚至一无所得。”但似乎没多少人听得进去。 在此之前，陈独秀早早地就投入到了战斗：他不是一个温和的人，他也不是一个想要尊严的人。而胡适和蒋梦麟对此持温和忍耐的态度，至于蔡元培则移居西湖以示抗议。知识分子群落，发生了分裂和撕扯——他们尽管大多数曾在西方欧美留学，但似乎对西方欧美保持着足够的警惕之心。中美的微妙关系始于知识分子群落之间。 数十年之后，就像格里德尔在其著作《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中所写的那样：整个一代知识分子的崇美奴性心理受到彻底的批判，由此也煽动起来了一些人心中郁积已久的仇恨情绪。而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运动又加剧了这种仇恨——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的确是李普曼口中的“幻影公众”。直到美国总统访中、中国改革开放。（相关阅读链接：曾经沧海难为水：不能忘却的中美两国历史镜像） 3） 历史是非常值得玩味的——恰恰也是在1919年这一年，刚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苏联的一个廉价的声明，却赢得了很多中国人的“好感”——尽管她的前者沙俄曾在过去的历史时光中烧杀侵略中国很多回，“简直坏透顶儿”了。 这一年，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声明，苏维埃政府愿意放弃沙皇政府从中国夺取的特权和战争赔偿。7月，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发表类似声明，称苏维埃军事力量要“帮助中国人民从外国的刺刀和金钱枷锁下解放出来”。此外其他的承诺之一是无偿把中东铁路归还中国，这条铁路从满洲里到赤塔，把西伯利亚大铁路与符拉迪沃斯托克连接起来。然而，就像格里德尔写道，这些声明只是一种廉价的姿态，当时苏维埃政府的权力还未达到东西伯利亚：直到1919年，红军的势力范围仅仅到乌拉尔山的亚洲一侧。加拉罕的礼物他还无力赠与，而他们的贪婪也未暴露，在苏维埃确立了对俄罗斯亚洲地区的管理权之后，持续的争论代替了归还的行动。 凡尔赛会议在几个星期内形成了对中国的背叛，其中就有俄国的算计。但即使这样，加拉罕的声明在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中留下了对革命俄国的持久的友好印象。 格里德尔在其著作《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里这样写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