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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当阿道夫.乔夫作为苏维埃政府首任驻华代表抵达北京时，蔡元培亲自去迎接。在北大的欢迎宴会上，蔡元培的致辞其热情已超出了一般的礼仪要求：“俄国为中国树了一个好榜样，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是恰当的...请接受学生对先生的真诚欢迎。” 此后的中国，进入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以俄为师最后成为了中国的前途之“药方”。至于中国与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则渐行渐远。尽管，正如列宁自己所说俄国也是欧洲国家——“欧洲最反动的国家”。 4） 十年之后的中国，正处于与日本开战的前夜，波云诡秘，山雨欲来。大多数知识分子纷纷呼吁一个有效政府的出现。于是，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染与裹挟下，人们期望中国革命涅槃。一个叫伊斯曼的人甚至这样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现在的形势绝对不允许我们为老式西方思想浪费时间了，我们应该立即放弃对民主的迷信。” 其他人则认为，由于几乎不能指望自身的现代性，中国已经无望地落在了西方后面，永久地被抛在曾经一度被视为“宇宙”历史的主流之外。而唯一的改变办法就是“一人专制”。 当中国急剧的社会巨变在上世纪40年代进入其高潮阶段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还在争论不休，并各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们或许浑然不知的是：从此以后，形成了两派——一派是欧美，一派是苏俄。他们水火不相容，他们都进入到了一种宏大叙事中，命运沉浮，身不由己——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开打。 这个时候的香港，自然也成为若干力量博弈的“战场”。香港时局的背后，实则也藏着东西方缠斗百年的暗线。（相关阅读链接：香港时局的背后：东西方缠斗上百年简史） 5） 香港，双城。这个当时有着二百三十六万人口的城市，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包括南部的欧洲人及出生在或者久居香港并具有香港认同的中国人。这些人拥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尽可能地远离麻烦，并在这个商业港寻获一份合适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口主要是居于北部的大约60一70万大陆难民。这些人来自两广、福建以及中国的其他地区，为了躲避二战以来的种种战祸和政治运动而移民至此。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认同香港，大部分人渴求的是营造一个安全的避难所或是终有一天要重返大陆。他们的居住环境也十分恶劣，“许多新来者找不到住处，只得住在走廊、阁楼和马路上，用任何能够弄到的材料搭起简陋的小棚。” 根据署名作者吕迅的论文《美国在香港的冷战（1949-1955）》，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刚刚创刊不久的《香港虎报》即发表评论：“中共正叩关香港，没人可以肯定前途如何，亦无人知晓他们做何打算。” 实际上，中共领导人此时出于政治和贸易考虑，并不急于收回香港。因为，“香港对中国极具价值，中国将近一半的外汇收入来自香港；对于这个殖民地来说，对华贸易更是至关重要。” 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报之以李，采取务实的态度，主张承认新生的人民政府。 紧接着，毛泽东宣布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即新中国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一边。美国杜鲁门政府离间中苏关系的打算没有成功。到了第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整个太平洋地区形势急转直下。6月27日，美国第七舰队奉命驶入台湾海峡。 近四个月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中美形成了实际上的战争对峙局面。华盛顿同时宣布了对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贸易禁运，香港从此被直接拉入了美国的冷战战场。正如植根香港的《远东经济观察》感慨所言:“如今在香港可以确信的就是我们不仅仅作为我们存在，而是被卷入了两个世界乃至两种生活方式间冲突的巨大漩涡之中，这里的剧变将成为影响全局的动因。” 自此，中美关系冲突的“香港战场”，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到冷战结束，都发生着跌宕起伏的命运角逐。 “冷战”期间，中美舆论大战备受关注。他们各自努力的目标皆是想方设法争得幻影公众之心，真真假假，焦灼缠斗。比如，香港美国新闻署，以及美国民间机构如自由亚洲委员会和援助中国难民知识分子办公室等，都在舆论战上针对大陆的动作频频。 ......随着中美建交、改革开放以及香港回归，香港时局进入到了一个春天的阶段。但期间发生了世纪之战的“香港保卫战”。 1997年10月28日，中国，香港。 从开盘到收盘的八个小时间，香港恒生指数暴跌1438.31点，日跌幅深达13.7%，报收9059.89点。 当天，投海自尽者28起、携妻儿跳楼者6起、全家老少以炭自绝者3起... 整个香港一片哀鸿。 当时香港媒体的标题是这样的： 東堤小築一度假屋 一對男女燒炭自殺身亡 東堤小築 港大女研究員被撕票 東堤小築06座地下 夫妇燒炭亡 東堤小築 男子燒炭亡 東堤小築 兩男服藥1亡1危殆 東堤小築 一女子燒炭自殺亡 東堤小築 一名身穿紅衣的女子殺子後吊頸身亡 ...在香港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新闻联播中发表讲话：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决不动摇！ 中国必须在香港打赢这场保卫战。因为国际游资的目标不是香港，而是大陆。一旦香港战败，丧失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中国，必将在世界金融场上无话可说。 1998年8月14日，在祖国的全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向索罗斯宣战。 四天之后，两位中央人民银行副行长亲自赶赴香港坐镇，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1449.59亿美元（约合10871亿港币）的全部国家外汇储备支配权。同时，他们还下发命令：要求在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必须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 上午十点，随着香港证券交易所交易厅开市的钟声响起，大决战全面爆发。开盘仅5分钟，香港股市的成交金额就超过了39亿港元。半小时后，成交金额突破100亿港元大关。 那一天，所有香港市民都坐在电视机前，看着股市的波动。恒生指数的每一次跳动，就意味着几百亿港元级别的厮杀。在最关键的时刻，一支体量不明但购买强劲的外来资本，开始对国际游资抛售的期货进行无差别收购！ 在中国大陆的全力支持下，恒生指数始终维持在7800点以上（只有指数在7500点以下国际游资才能盈利，反之亏本），香港保卫战，大获全胜！ 香港人的财产保住了，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保住了，香港的倾世繁华保住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