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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1998年，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我是副省长，分管民族工作。他有一次到闽东调研，经省政府同意，带着我一起去。在闽东调研期间，近平同志主要考察当时“村村通工程”的公路、电力、管网等方面的建设情况，“造福工程”的进展情况，同时也要面对和解决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比如，有的村民聚居点远在村外，规模只有一两户，但位置又很偏远，电力和公路要铺设过去成本非常高，请他们搬迁下来则更为妥当，有利于他们的生活和发展。 还有茶叶生产和加工的情况，也是他考察的范围。我们在一位农民家里看烘焙茶叶的过程，农民戴一个大草帽，我们也各戴一个大草帽。近平同志一边看农民给我们演示生产过程，一边认真细致地问他生产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近平同志还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去看，跟当地农民座谈，具体了解他们是什么时候从山上搬下来的，地方政府做了哪些工作，目前还面临什么困难，有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等等。 近平同志沿途还重点考察了闽东一些地区因石材加工造成的水源污染问题，现场召开办公会，提出治理污染的具体举措，要求当地干部限期整改、定期汇报，省委按程序进行督查，以便有效推进污染治理工作进展。 这次调研，原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也和我们同行。吕书记年纪大了，近平同志一路上对他非常关心照顾。在调研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省委有重要事务，通知近平同志回去开书记办公会，他马上准备返回，并安排了接下来的调研行程：第一，接下来的调研由汪毅夫副省长带队，所有工作人员要听从汪副省长的指挥。第二，汪副省长和各位同志都要尊重和照顾老同志。 于是，近平同志中途赶回福州，我继续带队调研，按照他的方法一项一项地进行调研工作，把闽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了解得透彻清楚，对各项重要问题进行了采集、汇总。我深切感觉到，按照近平同志的方法开展调研，确实工作量很大，非常辛苦，但工作做得很扎实，调研效果也非常好。 采访组：请您讲几件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具体事项。 汪毅夫：我先讲一个近平同志推动两岸交往的具体事例。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一直践行和推动“两门对开，两马先行”（即厦门和金门、马尾和马祖）的两岸交往，在这个思路之下又有很多增进两岸交往的具体举措。2002年上半年，马祖连月不雨，居民的生产生活遇到严重困难。马祖方面主动提出由大陆给他们供应淡水。近平同志决定召开省政府会议，专题研究向马祖供水的具体方案，切实推动这项工作，并委派我具体实施。2002年5月4日，在福州马尾货运码头，5条输水管连接“金航二号”送水船后，注水阀门开启，约5小时后满载着2300吨自来水和福建人民深情厚谊的送水船抵达马祖，让台湾同胞喝上了来自祖国大陆的甘泉。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主持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的政府专题会议并作出重要决策。那次专题会议上，大家就决定申报本身是没有异议的，但在具体细节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歧。福建土楼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客家土楼，一个是闽南土楼。客家人认为，客家土楼是客家文化的象征，是客家人创造的；闽南人另有看法，闽南地区也有土楼，并且已经有闽南土楼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闽南土楼不是客家土楼。主管申报工作的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专家则认为，无论以客家土楼还是以闽南土楼为主体进行申报，文化上的意义都较为狭隘，是难以申报成功的。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以后千百年的“署名权”问题，各方争吵不休，谁都不愿意作出妥协。近平同志说：“毅夫，你说说看。” 我说：“客家民系、闽南民系，都创造了土楼，在文化上起了一个‘1+1＞2’的作用。我们不能单独以客家土楼申报，也不应该单独以闽南土楼去申报，应该以福建土楼去申报。具体听谁的？我们必须顾全大局。第一，‘申遗’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听专家的。第二，发扬民主，必须听大家的，不能光听任何一方的。第三，‘申遗’是国家行为，必须听国家的。” 近平同志在听取了我和大家的意见后，当机立断，当场就作出了决策，以福建土楼的名义去申报。同时，他还指示我，要继续做好说明和说服的工作。 2008年，我到北京台盟中央工作了。2008年11月，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成功。那时，近平同志已在中央工作，我就通过他的秘书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采访组：您到北京工作以后，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汪毅夫：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到近平同志办公室同他见过几次面。有时候他找我谈话，我向他汇报一些对台工作方面的情况。第一次去的时候，由于约定的时间接近饭点，我还以为他会留我吃饭，结果谈得很迟了还是让我回家吃饭。秘书同志笑着告诉我，首长还得工作，还没顾得上吃饭。另有一次，因为我们谈话的时间比较长，秘书进来催促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近平同志无奈地说，毅夫，我很喜欢跟你聊，也必须跟你聊，但只能留待下次了。 现在，我已经光荣退休。但我相信，真诚的情感和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是有近30年交情的老朋友，但交往从无一语亦无一事及于私。能够成为近平同志的一位党外朋友，吾生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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