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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汪毅夫，1950年3月生，台湾台南人。1987年11月起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代台湾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4月至2012年9月任台盟福建省委主委。1998年1月至200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6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200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长。 采 访 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20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汪毅夫先生，您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是台盟成员，习近平同志是中共福建省委常委，请您谈谈你们是如何相识的？ 汪毅夫：我们相识是1994年。当时近平同志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我是福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所在党派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那时候中共福建省委有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就是每个常委要交几名党外朋友，以促进统战工作。根据安排，近平同志同我建立了联系。我接到通知，去和他见面。在我的预想中，同市委书记谈话应该是很严肃的。但见面之后，我深切感受到近平同志热情亲切、平和沉稳、真诚中肯，没有套话、空话，更没有官腔。我们第一次聊天就很愉快，很融洽，我觉得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初次见面，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我们果真成了朋友。他不仅告诉我他办公室的电话，也告诉我他家的电话，跟我说，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其后，我虽然从未给他打过电话，但和他接触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经常联系，时或有相谈甚欢的机会。在我的记忆里，近平同志找我谈话是没有预设话题的，单纯作为朋友聊聊各自的读书心得，谈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谈到《大藏经》，近平同志对《大藏经》及其涉及的多学科内容都很熟悉，这令我大为叹服。我们的话题涉及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社会心理学等，他的见解给了我启发。当然，他也曾询问我学术上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往往是肤浅的。于今思之，颇感羞愧，又颇感动于他虚心倾听的宽容。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把近平同志视为一位志趣相投的“学友”，学术上的朋友。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末，你们开始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工作当中有没有碰撞出什么“火花”？ 汪毅夫：1998年，我任福建省副省长。1999年8月起，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代省长、省长。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后，我是他的助手。有时候，我们对工作有一些不同理解，因为熟知他的民主作风，所以经常直言不讳，表明意见。我性子比较直，有时候表达意见的方式比较冲，经常会直接说“这不对”“这件事不应该这么处理”等等，甚至有一些话可能让旁人听来觉得刺耳。我发表意见建议的时候，近平同志从没有表现出不耐烦，总是耐心地听，有时还记在他的小本子上。 有一次，近平同志对我说：“毅夫，你敢于直言，耿直率真，这是你的特点也是你的优点。应该说，现在这样的特点和优点是稀缺的，很好！”我说：“我对您讲话才这样。在别人面前，我当然也会想一想，要么不讲话、要么讲真话，不讲话的时候多一些。”讲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近平同志也很明确地对我说：“毅夫，你有意见和建议一定要提，你的意见我会很尊重，但我不会都采纳，因为很多事情的处理我要通盘考虑。”我说：“提出意见和建议是职责所在，仅供您参考，我不固执己见。”回想起来，近平同志曾采纳了我的部分意见，也曾采纳我意见中的部分内容。 我是一名党外干部，但近平同志对我是信任的，鼓励我把握好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他经常嘱咐我说，宗教无小事，对台无小事，涉外无小事。统战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很重要。 近平同志善于团结党外干部、知识分子，是统战工作的典范。我曾对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您对党外干部、知识分子的尊重是由衷的，我们都感受到了，都非常认可。”近平同志听了以后说，共产党人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当然要真诚。他说他从小就看到自己父亲习仲勋同志对党外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十分尊重、关心，真心实意和他们交往相处，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无论什么党派，大家共同的目标都是中国的强大与发展，都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在这个目标上，是没有党派之分的。近平同志的这番话让我既感动又很受教育，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我作为党外干部，担任副省长，分管省政府一些工作，同时我又是学者。我知道，这两个角色不可混淆。作为省政府分管领导，我发表涉及宗教、两岸关系的讲话前，会主动把讲稿给近平同志过目，如果有不妥之处，请他让工作人员及时告诉我。近平同志多次对我的讲话稿提出过意见，他的意见大多是肯定和鼓励，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对加强宗教管理工作提出过一些意见，请您举个例子讲讲。 汪毅夫：那我就讲讲对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吧。由于历史原因，福建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和信民比较多，长期以来缺乏管理，甚至没有一个特定的部门去管。民间信仰覆盖面又很广，在缺乏管理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严重问题。 近平同志召集我们研究如何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当时福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至少有10万个。有人说，要把这些活动场所全都管起来，得派10万大军。近平同志讲，场所是固定的，但人员却不是，我们还是先不要刻舟求剑，应该先以管理民间信仰的活动为切入点，先把涉台、涉侨、涉外的民间信仰活动管起来，把新建、扩建、重建祠庙的活动管住。近平同志的指示，牵住了“牛鼻子”，让我们茅塞顿开。这样，在2000年省级党政机构改革中，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的定岗、定编，以及开展相关管理工作，都有了可操作性。后来，他关于民间信仰管理的思路，在工作实践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采访组：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期间下乡调研的事例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