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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术配合打拐寻亲 一张童年照找到失踪19年的孩子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人气: 发布时间:2019-09-10
摘要:2014年上映的电影——《亲爱的》,把失子家庭之痛呈现在公众面前。从失子那一刻起,他们踏上漫漫寻子路,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他

AI寻亲:一张童年照片找到失踪19年的孩子

【编者按】 科技改变生活,也改变父母寻子的路程。

2014年上映的电影——《亲爱的》,把失子家庭之痛呈现在公众面前。从失子那一刻起,他们踏上漫漫寻子路,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留下他们寻子的身影,但多数都无功而返。

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正在改变这种状况。近些年,从公安部、民政部到腾讯、百度、今日头条,政府和企业在合力完成一项任务: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让被拐和走失儿童回家。


 

AI寻亲,一个源代码,便是失子家庭的一个希望。没有一项技术应用,会比让失散的亲人团聚更圆满。

如果孩子被拐10年时间,案件线索中断,仅凭一张被拐时两三岁的照片,如何找到他?

这是发生在2009年前后的10起拐卖儿童案,2014年嫌疑人被四川警方抓获时,由于买卖儿童的中间人没找到,10名儿童一直下落不明。

桂宏正的孩子也是被拐的一员。10年来,他们尝试寻子的方法,都是徒劳。孩子被拐前唯一的一张照片,印在寻人启事上贴满城市的电线杆;群发在论坛和贴吧上;印制在寻人扑克牌上。都没有结果。

警方也在寻找,曾带着嫌疑人前往汕头指认现场,联系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模拟孩子10岁左右的画像,甚至前往汕头筛查2009年左右上户口的男孩,同样无果。

直到2017年底,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在企业调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后,提出在四川这起积案中初次尝试。

2019年,借助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这10名被拐男孩成功比中7人。随后,深圳警方同样依托该技术,找回5名被拐儿童,其中时间最久的,已经被拐19年。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建锋认为,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将警方寻人的范围缩小,以四川的拐卖儿童案为例,AI技术将原本十几万的数据范围缩小到三位数以内,大大缩小了警方的侦查和落地工作。

目前,这项技术尚在起步阶段。陈建锋认为,下一步会考虑向全国范围推广。同时,AI技术只是寻亲的辅助方法,最终的认定,还是需要进行DNA比对。建议寻亲家属就近找到各地公安机关将NDA录入信息库中,“技术是辅助,现实中,寻亲只是一滴血的距离。”

10名儿童被拐下落不明

过去的几年里,四川打拐办的民警们,一直在和一起拐卖儿童案“较劲”,民警心系的,是案件中已经被拐卖10年的10名儿童。

2014年,警方抓获了一名拐卖儿童嫌疑人王浩文,发现同年发生在四川遂宁、巴中、南充的三起案件,均是王浩文以给孩子买东西为由,将三名男孩拐走,并通过中间人以10万元左右的价格,卖往广东汕头。

三名被拐男孩很快被解救,王浩文等5名嫌疑人因拐卖儿童罪获刑,其中王浩文是主犯,获刑15年。

专案组在侦查中还发现,在2008年、2009年、2010年四川其他城市发生的10起拐卖儿童案中,嫌疑人作案手法、相貌特征均和王浩文相似,在审讯过程中,王浩文也承认这10起积案均是他所为,但他坚称带走孩子的一名中间人,始终没能找到。

线索就此中断。

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是,这10名被拐男孩,去向应该都是在广东汕头。四川省公安厅打拐处处长蒋晓玲回忆,王浩文每卖掉一个孩子,喜欢在当地立即将钱存进账户,而在汕头,王浩文有多笔进账。

根据公开资料,2014年末,汕头总人口(户籍)是546.57万人。蒋晓玲明白,想要找到这10名被拐男孩,如同大海捞针。

所有可以想到的办法,专案组民警都有尝试。

2014年底,民警将王浩文从看守所提出来,押到广东去指认他和中间人接头的地点。到了目的地,他却只是说找不到了,“路都变了,认不出。”在语言不通的汕头,这些四川的民警试过挨家挨户走访,没有结果。

2015年,专案组联系了沈阳著名刑事相貌专家、中国刑警学院的赵成文教授画像,根据孩子们被拐时3岁左右的照片,模拟出他们10岁左右的画像。

根据这些画像,民警前往汕头,花了10天时间,从当地十几万适龄男孩的照片中一条一条比对,用肉眼看是否相像,分析家庭中是否有怀疑的因素,比如男孩和父母年龄差别多大,有几个姐姐,和姐姐年龄差别多大,是否同一年有两个孩子?

通过这种“笨”方法,民警从十几万的数据里,挑出300多张照片带回四川,组织家长和幼儿园老师进行辨认。青少年时期正是相貌变化最大的时候,蒋晓玲说,家长辨认时,时常会觉得这都是自己的孩子,看着看着,夫妻之间有时又会为了当初丢孩子的事,陷入争吵。

被拐男孩小杰(化名)的父亲桂宏正在接受媒体采访中,提及当时的辨认结果时,总认为真的找到了孩子,因为“太像了,感觉有80%的把握。”辨认最后,民警从这300多张照片中提取了176张“特别像的”进行DNA比对,可最终,一个也没比中。

蒋晓玲认为,仅凭肉眼去观察,是很不科学的方法,“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专案组没有放弃,2016年,他们前往汕头筛查2009年左右上户口的男孩,可筛查出的疑似对象数量太多,无法一一调查核实,这项工作最终也只能停摆。2017年5月,他们又找到企业发布定向寻亲信息,印发了1万份寻亲悬赏公告,结果只有十几个电话打来核实情况。

如何继续寻找这10名被拐男孩,局面陷入了困境。

依托AI技术找回7名被拐儿童

2017年,正是人工智能(AI)快速发展的时期,人脸识别技术,已经运用到警方的办案领域。企业已经可以运用人脸识别技术,通过一张照片,和数据库中N个人脸进行比对,找出最相似的一张脸或多张脸。

同年底,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到企业调研,在得知人工智能和跨年龄人脸识别技术后,陈士渠很感兴趣,他想起了四川的这起拐卖案,他曾多次前往四川督办此案,希望找到突破口。事后,他让企业的技术团队和四川警方对接。

工作的第一步,是四川警方从家长手中收集孩子被拐时的照片,所幸的是,这10个孩子都保留被拐前的生活照,照片老旧发黄,有的家长们用油纸一层层的包裹,其中年龄最小的,只保留有两三个月大的照片,还有的因为父母长期打工搬家,照片已经丢失,只留有报案时留在警方DNA数据库的扫描文件。

在四川警方工作人员蒋晓玲看来,当时他们的期待,只是为寻找孩子多一条路,能走通就走,走不通,就再换一条路。

收集的10张照片,被统一送往企业的优图实验室里,他们再用数字化高清仪器将照片提取出来。

2018年11月,在进行了第一次的比对后,10个文件夹压缩包转交到蒋晓玲的手上。每个文件夹里有101张照片。第一张照片是被拐儿童两三岁的样子,剩下的100张照片,是100个13岁左右的儿童,他们以满分100分制降序排列。

这100张照片下方写着分数。蒋晓玲介绍,以75分为例,如果两个人脸比对分数超过75,则这两个人脸是“万里挑一的像”。再如98.3分,意味着照片中的人与被拐儿童有98.3%的概率是同一个人。

照片交回到四川警方,后续仍有繁杂的侦查和确认工作。蒋晓玲组织民警,先用四个多月的时间,进行了基础的刑侦和落地工作,最终的认定,还是需要通过DNA的数据比对。

比对工作先后进行了三次,第一次的比对,找到4个被拐孩子。2019年2月进行第二次比对,找到1名儿童。2019年3月第三次比对,又找到两名儿童。至此,这10名被拐儿童中,只有3人尚未被确认身份。

责任编辑:采集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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