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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智库：事实上，美国高科技遏制战略由来已久，曾对日本和韩国进行打压。借鉴两国处理美国高科技遏制的经验，中国应怎样化“危”为“机”，让“中国制造”更好更快地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变？ 汪寿阳：在高科技领域，日本和韩国都曾受到美国的遏制和打压，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第一，当年日本在半导体芯片领域取得快速发展，是因为日本“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明确的国家计划来赶超美国集成电路。日本整合了产学研相关力量，加强了企业间的协作，所以在短期内超过了美国由风险投资支撑的创新模式。1974年日本政府批准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到1980年日本就占据了全世界3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1985年日本占据了全世界超过50%的半导体内存市场份额。当然，这背后有日本国家实力支撑，也有核心技术和高技术壁垒支持。第二，当日本的半导体芯片产业被认为“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后，美国要求日本政府签订了“半导体协议”，当时日本政府和企业主动放弃了许多业务，导致了日本半导体芯片行业在此后不断衰落。 与日本和韩国相比，我国不仅具备完整的科技产业链，也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所以有更强的韧性。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研发，不断提高科技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也应该重视有广泛市场前景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广。因此，如何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扩大产业化规模，是高科技产业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的。未来，如何让民营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也特别需要重视。 石谦：美国对日本、韩国的遏制战略确实产生了效果，但是日韩与中国的体量和战略纵深不能同日而语。我们一贯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外部遏制的作用必然有限。 首先，要坚定于对未来大势的判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5G、AI等新技术是我们的战略选择，要坚信对新技术发展方向的判断，咬定青山不放松，外部打压只会逼出我们更好的发展。 其次，要坚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科技竞争合作模式。当代科技不是单打独斗的独角戏，而是多方合作的团体战，我们应当坚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寻求合作共赢的道路。我们国家政府间科技创新合作格局已经形成；已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起稳定的创新对话机制，定期开展国家间高层级、宽领域、多主体的合作对话；虽然受到打压，但我们还应当继续推动科技企业“走出去”。 事实上，我们不能跟着美国的节奏误入歧途，而是要坚持不懈地做好自己的事，这样就一定能雨过天晴。 董小君：历史上，日本和韩国针对美国高科技遏制战略，探索出一些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 一是自设“出口数量上限”与“贸易顺差转移”模式。日美两国1971年签订“日美纺织品协定”，1976年签订“特殊钢进口配额限制协定”，都设定了出口上限。日本将富余产能转移到第三国，产品再迂回出口到美国以缓解贸易顺差。20世纪90年代，美韩存储器之战，韩国减少对美存储器的直接出口，将富余产能逐渐转向中国。 二是探索与美国的“产业链融合”模式。从战术层面看，中美产业链这块压舱石不能丢。为躲避美“长臂管辖”，中国企业可借鉴日本和德国的应对路径。日本走的是“产业链融合”道路。20世纪80年代，本田等日本汽车厂商在美压力下，纷纷把生产基地搬到美国，并本地化采购美国设备和零部件。 三是找准自己的位置，实行“错位竞争”。日美“半导体协议”签订后，双方进行势力范围划分，即日本发展偏制造加工的内存和模拟半导体产业，美国发展技术要求更高的数码半导体和核心的电脑操作系统。同样，1986年前后，韩国在半导体芯片业与美国没有正面直接竞争，而是进行了市场细分，美国发展更具高附加值的处理器、ASIC等领域，韩国以存储芯片为主攻方向。鉴于此，中国在高科技产业领域可探索与美国优势产业错位竞争。如在5G领域，我国可发挥比较优势，与美国在5G产业价值链的垂直分工领域进行合作。 四是探索“互换技术、共同研发”模式。这是韩国的做法。2014年，三星与英伟达关于图形处理器专利产生纠纷，经过谈判，签订协议达成和解。双方在稳定核心利益的同时都做出了让步，同意将自身的部分专利授权给对方，并进行下一代GPU的共同研发。 4.我们有充分的底气和充沛的自信应对各种挑战 光明智库：面对美国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围堵，中国的底气和自信源自哪里？应在哪些方面寻求突破？ 董小君：中国的底气和自信源自正在增长的实力。一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位列第17位，正式跨入世界科技创新型国家行列。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目前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过12%，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多个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一批技术进入国际市场第一方阵。二是中国是世界唯一拥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涵盖了联合国产业分类的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形成了目前全世界“独一份”的、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 应在以下方面寻求突破：一是以更大力度的开放化解封锁。创造更好的科研生态环境，吸引更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来中国发展。在人工智能领域，50%左右的科学家是华人，当在美华人科学家受到排挤时，要为他们开辟回国发展的道路。美国越堵，中国的大门就要开得越大。二是将风险转化为机遇，抓紧发展“卡脖子”产业。未来，中国在积极争取外源性技术供给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内生性技术研发，抓住时机发展核心零部件和核心软件，加速自主可控与国产替代，填补市场空缺。 汪寿阳：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历史上也有过非常高的科技水平，只是后来的发展路径和西方不同。在高科技领域，我们有过“两弹一星”的辉煌历史。即使在今天，“两弹一星”精神仍不断激励着奋斗在一线的科技工作者。我国有庞大的高素质科研大军，有完备的工业基础和良好的创新生态；在高科技产业领域，我们还有一批责任感强、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他们有信心、有能力把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做得更好。这些都是我们的自信源泉。 科技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若干技术发展得久了，就需要变化、变通、变革，这恰恰给后来者以赶超的机会。当前高科技领域也存在着很多这样的契机，这是我国科技界和企业界需要及时把握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