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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扼制不懈创新制胜科技角力场 【关注中美经贸摩擦系列访谈之二·智库答问】 本期嘉宾：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汪寿阳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 董小君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 石谦 1.在中国科技产业有能力从中低端向高端跃升的关口“卡一下脖子”，是美国的战略选择 光明智库：随着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近一年来，美国对中国科技遏制轮番登场，科技成为另一个角力场。美国对中国科技采取了哪些遏制行为？为何对这一领域如此重视？ 董小君：美国利用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工具，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极限施压，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提高产品关税。此次美国加征25%关税涉及的10个领域，是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大多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 实施全面技术封锁。2018年，美国国会通过《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并发布14类前沿技术封锁清单，拟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进行出口管制。 对华高科技企业实行“长臂管辖”。美国利用在国际政治中的特殊地位，以国内法直接制裁我国实体经济。相关材料显示，截至今年5月17日，中国261家企业被列入美国出口管制“黑名单”，占美国实体清单总数的21.9%。 推动外商投资审查制度改革。通过《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重点审查27个核心高科技行业，法案内容明显针对中国。尤其是以国家安全名义，严格限制中国公司并购美国高新技术企业。 中断人才交流。美国政府加强对中美科技人才交流的管制，如严格限制科技、生物等领域的中国学者、学生赴美学习交流。 联合盟友，遏制中国高科技在西方市场的发展。 由上可知，本届美国政府的战略意图就是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 汪寿阳：本届美国政府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对手国家”，对华遏制成为美国国家战略。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就对出口中国高科技产品施加各种限制。2007年，美国限制20类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包括航空器及航空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激光器、光学纤维、贫铀、水下摄像机及推进系统、先进复合材料以及高科技通信材料等；2015年，禁止向中国出口与超级计算机有关的技术等。近年来，更是对我国加强了科技封锁和围堵，包括投资限制，如禁止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半导体和5G无线通信等科技领域；人才限制，针对我国海外高层次人才动作不断，解雇华人科学家、限制我国科学家赴美交流。 石谦：近一年来，美国不断加大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力度，强推“中美科技脱钩”，甚至以国家安全名义，打压一些遵纪守法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同时不断污名化中国科技发展成就。这些动用政治力量直接干涉科研合作、市场竞争的行为，与美国一贯标榜的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原则背道而驰，让国际社会大跌眼镜。 当前，中国部分高端产业在全球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力，且发展势头迅猛。在科技实力的支撑下，中国经济正在实现动能转换，并加速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对于长期引领全球科技产业发展，享受“收学费”待遇的美国来说，这是完全无法容忍的。在中国的科技产业真正有能力从中低端向高端跃升的关口，“卡一下脖子”，是美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传统科技强国在新的科技范式中可能优势下降，新兴国家则有望后来居上。比如，在5G成为核心关键之一的科技产业中，中国有可能领先一步。在新旧范式转换之际，全力遏制中国后来居上，成为美国霸权思维作祟下的战略选择。 2.须有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谋划、积极应对 光明智库：在美国对我国高科技产业的极限施压面前，我国采取了哪些应对举措，还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汪寿阳：对国内，我国大力鼓励科技创新，不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针对本届美国政府愈演愈烈的科技封锁，在人才引进、科技合作等方面，采取更加低调务实的方式；在国际上，一方面仍希望通过平等对话与美国开展谈判磋商；另一方面，不断加强宣传，寻求道义支持，让世界各国对美国政府的无理恐吓、倒行逆施有全面了解。此外，我国也在不断加强与其他科技强国的交流与合作。 对于美国的高科技封锁和围堵，中国要有长期应对的思想准备，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谋划、积极应对，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方面设计政策与措施。高科技的发展链条，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发再到产业化的。今天，我们需要花大气力攻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卡脖子的技术难题，更需要从长远布局，解决10年甚至20年后中国科技产业发展的基础科学难题。 董小君：在中美经贸摩擦持续升级的过程中，要向跨国企业传递“中国将一如既往开放”的理念，并从细节入手，营造一个可预期的更优质的营商环境。留住跨国公司，也就留住了产业链，这对我们十分重要。 面对美国的科技扼制，我们应加大科技创新力度，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有三个问题必须重视：一是要建立“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政府应搭建创新基础研究平台，企业需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主体作用，形成产业链，协同创新。二是推动基础教育与基础研究“加力增效”。基础教育方面，要增加教育投入，优化投入结构；基础研究方面，发挥高校优势，建立科研院所联动机制，建立优势明显、链条互补的跨学科、跨机构研究团队。三是培养造就科技创新人才。可以参考美国《拜杜法案》，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为政府、科研机构、产业界三方合作提供有效的制度激励，加快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步伐。 石谦：在科技领域，应对美国最好的举措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目前，我国已经与15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订了114个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加入了200多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组织。在此基础上，应当加强对国际合作规则的研究，面向全球传达共同遵守国际规则的愿望，充分尊重各方的利益诉求，呼吁各国在多边机制下谋求共同发展，而不是只为一己之私。 科技的发展来不得半点马虎。在发展过程中，充分的积累至关重要。我们要做好战略研判，适应新时代国际形势新变化，持续推进深化改革，从跟踪式布局转向更加侧重创新策源，提升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发挥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引领作用，鼓励各地积极大胆探索各具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径。 3.我们一贯坚持自主发展道路，外部遏制的作用必然有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