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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技术崇拜者”，往技术深度更高的层面去做，是周厚健一直在坚持的事情。“这相当于是周董拿回来的项目，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都要到周董办公室亲自过项目。在一些关键节点上，与青大附院的会议交流等，也都是由周董亲自主持，最深层、最基础的技术问题，周董都非常清楚。”陈永健说，第一代海信CAS产品做出来速度有些慢，手术规划需要一两个小时，周厚健亲自主持专题会组织技术攻关，经过多次技术迭代，现在只需要15分钟就能完成手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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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代产品落地，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2013年年底，一个叫帅帅的男孩从济南来到青大附院。巨大的肿瘤侵蚀了他肝脏的三分之二，济南、北京的多家医院就此判定“无法手术”。根据海信CAS建立的三维肝脏图像，董蒨及其团队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手术模拟，直观预测各种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 成功为帅帅做了手术，出血量仅30毫升。
“没有这套系统的辅助，手术是不可能做到的。稍有不慎会大出血，危及生命。”董蒨说。
5年来，CAS成为董蒨手中的一件神奇法宝，祝他创造了更多的医学奇迹。
2019年3月，又是3月22日，整整6年之后，相似的一幕发生——一胶州一名4岁男孩被汽车撞倒辗轧，情况危急。“我要求直接送到CT室，15分钟做出CAS影象，有了三维导航，哪里有问题很清楚。”董蒨说，有了海信CAS，手术历时2.5小时顺利完成，出血仅20毫升，自己“没有像6年前那么狼狈”。
度过56岁生日的董蒨院长，感慨之下发了一个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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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与工程师的碰撞成功了。董蒨与海信一起站在中国精准医疗行业前沿。
基于合作成果，董蒨与海信建立了全球最大的人类数字肝脏数据库平台，将全部肝脏数据将免费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这是我们为人类进步所做的贡献。”
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董蒨又在全球提出了新的、适合中国人体特点的、以中国人名命名的肝脏分段体系，即“Dong’s数字肝脏分段体系”，并将中国人体肝脏分为ABCD四种类型，被称之为“改变经典医学教科书的发现”。
对于海信而言，海信CAS的成功像是打开了一扇门，短短几年，海信医疗迅速扩张为集数字化手术室、医用显示器、医护终端等多产品、多方向的医疗公司。
2019年，海信医疗继续推出业内领先的3D产品解决方案；推出4K超高清内窥镜显示器；推出第一款全面自主研发的彩色超声诊断仪产品，成功获得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成为海信深耕医疗影像领域、加快转型发展的又一把科技“尖刀”，填补了山东省在超声领域的产业空白。
有权威智库的报告显示，数字医疗作为一个千亿级的全新产业，正在步入爆发期。而海信，正在成为这个新产业有力的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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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因海信CAS获得救治的疑难病例已经增加到8000多例。
陈永健博士说：这8000多例手术还只是我们自己监测的，而且都是直接关系到患者生死的复杂手术，最小年龄的患者只有4周，而且是母体癌，但医生借助海信的技术，想出特别的“解题思路”，把不可能的手术变成了可能。
实际上，这其中很多手术，都是按照国际临床指南做不了的，而且病人早就辗转了很多医院，医院基本都拒收，建议家长和孩子“好好度过剩下的日子”。
“都是为人父母，每每想起这些，我们都很有成就感”。陈永健说。
就在上个月，董蒨和同事们在海信CAS的帮助下，成功完成了“2019年该院最艰难的一次小儿外科手术”。获救的5岁女孩朵朵爸爸写道：“技术为医生提供最佳治疗方案，最大的受益者还是病人。一个好医生加一个好技术，完美结合。”
一位法学博士在他出版的著作扉页上写下对董蒨的感激：“您用那双被上帝亲吻过的双手成功完成了一次不可思议的手术，挽救了我儿子的生命。”
8000多例手术，每一个数字代表的都是一次命运的转折，一个家庭重生的希望。
这一个个孩子命运的转折，和家庭的重生，也在时时感动着董蒨院长和医生们。
今年4月，一个宝宝的妈妈，在手术之后再次来青岛复查“通关”后，记录了那一刻的心境，并在此向董院长道谢。
一个家庭在青岛租房治疗，整整10个月的坚持，终于迎来了重生的希望。看到当时患有巨大肿瘤的孩子，如今可爱的样子，董蒨也不由“泪奔”。
（照片经允许后使用）
董蒨的电脑里，存着许多他和孩子合影的照片，在翻看这些照片的时候，董蒨会时时想起自己作为一名年轻医生时的那些“冲动”。
早在1999年，作为青岛市政协常委的董蒨，曾向青岛市“两会”提交一份提案，建议全市有实力的企业，涉足医疗仪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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