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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岁的沈阳人高丽霞和外孙女租住在苟村村口的一个农家乐里，租金每月300元。说是农家乐，但其实更像一座山区普通的土墙房。房间内，高丽霞把两张原有的单人床拼在一起，靠着窗户。房间没有厕所，她们要与房东共用一个厕所。 乡村生活对这个城里人来讲，需要不短的融入时间。语言是最大的问题。高丽霞用东北话夹杂着几句四川话说，“成都那边说不知道叫‘不晓得’，但他们这里说的却是‘晓不得’，去玩说的是‘去耍’。”很多时候，房东邀请她一起吃饭，高丽霞都回绝了，“主要就是不懂他们说啥。” 这也是在这里上一年级的外孙女要面对的。在这个12人的班级里，10个孩子都是当地人，“讲普通话的只有她和另一个孩子。” 盛名之下 校长：“转来的娃给了我们压力” 这些家长的到来，也给学校造成了一定压力。对张平原来说，学校的出名，更像是一场被动的意外。 张平原提到，范家小学办学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给本地孩子提供上学的便利，另一方面是乡村人口外移，学生人数下降，学校面临着消亡。所以，才不得不进行这场教育实践。但这些留守的农村孩子又难以与城市学校的孩子单纯地比拼成绩。于是，学校把办学的关注点放在了如何为孩子创造一个快乐的环境上。 “办学之前就没有想过会出名。”张平原说。出名后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络绎不绝的拜访者，“但他们仅仅是来‘看’，又能‘看’出什么呢?”最后，张平原谢绝了大部分来校考察要求，这其中甚至包括某地教育局组织的一些校长团。 新学年，学校的人数有了较大增长，其中就包括像熊妹玲、戴丽兰一样远道而来的外来者。张平原对此看得很清楚，这会带来不小的压力。 “他们的到来，应该成为对我们办学能力的一种促进，我们要清楚，我们有没有底，去接受这些孩子和家长。”张平原直言，“转来的娃娃给了我们压力，不追求更好，就会对不起人家的孩子。” 展望 变化/问题/期待 改变：真的发生了吗? 历经各种艰难做出的选择，有收获吗?孩子是否真的有变化?“变化很大。”戴丽兰的回答很肯定。 “他会表达爱了，以前非要买的东西，也不再闹着买了，慢慢懂了分享和感恩，他会说妈妈你辛苦了，谢谢妈妈。”戴丽兰说。 戴丽兰回忆，当初儿子刚到范家小学时，并不愿意跟这些村里孩子待在一起，不跟他们讲话，上课铃响了也不进教室。“但校长和老师都没有硬着让他进教室，而是让他按照自己的情绪和想法，让他去玩，老师只是做好安全保护。结果慢慢地，他自己就加入到了小朋友们中，然后进了教室。”戴丽兰说。 戴丽兰说，儿子之前在成都的时候，对花钱没有概念，“反正别人有我就要有，他的玩具，屋子里都堆满了。而在这边，家里就那么几个玩具，他也玩得很开心。他跟他的小伙伴一起，一个滑板车也能玩很久。” “儿子在城市，条件太过优越其实不是好事。我就是要他来体验这里的农村生活。”戴丽兰说。但同时，她也强调，这跟常规的“吃苦教育”不同，“我觉得他们学校环境很好，不存在吃苦，反而能把习惯锻炼好。” 感受到变化的还有熊妹玲。她这样形容大儿子，“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他会帮我做家务，拿着绘本给弟弟讲故事，开朗了很多。”而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结石发作，放假在家的儿子说出了一个她都不知道的方子，“妈妈你结石疼可以喝点金钱草啊。” 这，是儿子在学校的一次户外植物课堂学到的。在儿子的描述中，那次课上，在老师的指导下，同学们不仅要收集这些植物的样本，还要在画本上画出它的样子，详细认识它的功效。“而这样的课堂，在城市里是很难得的。”熊妹玲说。 而在村子陪读的一个多月里，4岁的小儿子也有了变化。按照熊妹玲的说法，小儿子原本是一个性格很内向的孩子，此前，除了熟悉的家里人，面对其他人的问话，基本只有点头和摇头两个动作。“但现在他不这样了。” 熊妹玲认为，这些变化正是范家小学带来的。 问题：孩子眼界受限? 不过，这种变化对于张亚文和高丽霞来讲，暂时还无法看到。但张亚文也提到，“至少在这里孩子是想去上学的，一讲起学校的事就很兴奋，不像之前说到学校，总是垂头丧气的。” 在张亚文送孩子来范家小学时，曾有过担心：“学校再好，毕竟在山村里，老师的眼界，会直接影响学校的视野和孩子的眼界。”对这个问题，张平原似乎有他的解决方式。过去大半年里，他到多个城市参加各类教育论坛，并通过一些教育研究机构了解到多个国外的教育实践样本。目前，他已开始着手在部分年级进行新的改革尝试。 “以儿童为中心。”从比拼教师能力，由老师决定教什么，孩子学什么，转变为辅助者的角色，“考虑孩子的需求，想学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张平原畅想，“这样就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而当一个孩子有了这样的能力，他想学想做，未来还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拦住他吗?” 张平原也把这个想法讲给了熊妹玲听，“你的孩子会变得更好。” 未来，会怎么样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