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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他资金来源并不是只有学费一个渠道，高等教育捐赠也是大学吸引资金的重要渠道，这已被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实践所证明。中国的高等教育捐赠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高等教育捐赠总量已经有很大提高，但呈现出贫富不均的“集聚效应”，即大部分捐赠都集中到了顶尖名校。截至2017年12月，清华大学累计吸引捐赠95.48亿元，北京大学累计吸引捐赠76.65亿元。前20名吸引捐赠最多的大学中，仅有汕头大学、宁波大学和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三所非教育部直属高校侧身其中（且主要是依靠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和包玉刚的捐赠，才跻身前20名的），一般地方高校很难吸引到足够的捐赠。 仍以上述某市属高校为例，其近年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捐赠为30万元，分十年到位；其余捐赠多为每笔3万至5万的额度，每年基本只能吸引到几十万元捐赠。这对一个一年支出五个亿的大学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高校依靠社会捐赠筹集办学经费的困难。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世界各国的普遍实践，中国高校恐怕仍然要考虑，是不是可以将学费作为弥补办学经费不足的来源。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把学费提高到巴西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私立大学的水平。 三、大学学费有提高的空间吗？ 目前大学学费有提高的空间吗？答案可能是肯定的。 目前上海地方高校学费每年在5000至8000元之间，而根据上海市政府的统计数据，2018年上海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183元。也就是说，基本上上海居民1至1.5个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就足够支付这些高校一年的学费了，更遑论学生的学费一般是父母两人甚至是更多家庭成员共同负担的。因之，至少对上海本地家庭来讲，地方高校的学费不能算多重的负担。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线城市家庭花在学生校外培训上的资金并不少。2018年7月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中国教育新业态发展报告（2017）：基础教育》显示：一线城市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7781元/年。这还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高等教育阶段的校外培训数据尚没有机构统计，但考虑到培训内容的差异，比基础教育阶段支出高的可能性很大。 根据笔者有限的调研，上海高校大学生参加的校外培训项目主要包括：出国留学英语辅导、考研辅导，以及AC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等资格考试的辅导等。此类培训项目一期收费在5000至10000元左右，高达数万元的也不少见，但还是有很多人报名参加。 此外，上海的海外留学也仍在升温，英国、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的一年制硕士项目是留学热点，基本需要花费30万至50万人民币；美国、加拿大的两年制硕士项目也有不少拥趸，总计需要花费至少60万至80万人民币，很多家庭支付起来也并不费力。除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工资提升外，上海房产的增值也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海外留学的物质保障。 四、提高的大学学费应该用在哪里？ 提高的大学学费应该主要用在困难学生的资助、教师扩招和工资提升、教学活动的直接开支等方面。 提高学费绝不意味着把一些困难家庭的孩子挡在高等教育的大门之外，恰恰相反，提高学费才是对他们更加有利的做法。因为提高学费实际上伴随着转移支付，即把富裕学生缴纳的高学费的一部分通过学生资助的方式转移给困难学生，这已经是被发达国家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普遍做法。如美国的私立名校哈佛，2018年本科学杂费高达7万美元左右，但经济条件符合一定标准，即家庭年收入低于若干美元的学生，不但可以全免学费，还可以获得一定的生活费，而他们免掉的学费和生活费则部分来自那些富裕家庭学生缴纳的学费（还有部分可能来自社会捐赠）。 前文述及，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论，上海市居民家庭普遍具备承担大学学费提高的经济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上海家庭都能承受学费的提高，学费提高一定会给极少数家庭造成无法承受的负担。另外，上海地方高校还会招收大量的外地学生，而且近年来由于本地高中生数量下降，外地学生的比例一直在不断提高。而外地学生除了来源于东部地区之外，有相当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这其中无法承受大学学费提高的家庭可能更多一些。因此，提高学费之后，第一个用途应该是用于困难生的资助，即把增加了的学费从有经济能力的学生转移到困难学生那里，这也是不少经济学家一直支持的主张。 第二个用途应该是用于大学教师扩招，增设专门的教学岗，如美国大学常见的实践指导教授（clinical professor），以提高师生比；并尽量理论结合实践，同时实现20人左右的小班教学，以提升教学质量。重要的是，要用提高的学费适当增加大学教师的工资，让他们能够安心在大学教书。 小班教学和提高师生比，已被证明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行之有效的举措；辅之以教学方法的改革，如“翻转课堂”，可以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增加学生的学习参与度，推动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同时必须在教学管理制度上确保教师有严格要求学生的积极性（近期教育部提出的明确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做法正是这方面的体现），最终实现多一些“金课”、少一些“水课”的效果。 适当提高教师的工资也很重要。目前很多公立大学教师（普遍具有博士学历，很多有博士后经历和海外经历）的工资还不如私立培训机构的培训人员（基本都是硕士及以下学历），导致了一些教师跳槽去了私立培训机构，一些教师去校外兼职，在近五年来，这种情况在一些热门专业体现得尤其严重，甚至发展到个别大学的热门专业招不到合适师资的地步。这一方面是因为，热门专业的博士去金融机构或大公司获得的年薪数倍于大学老师；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海的房价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博士学位拥有者在上海任教的意愿，而没有充足的、合适的师资，办学质量很难提高。 第三个用途是教学活动的直接开支（不包括间接开支如购置设备等），只应该用于学生参加学术活动、去境外访学以及进行社会调查等。 五、结语 本文主要从地方高校学费的角度探讨如何提升办学质量，满足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期望。这可能是提升办学质量的一个主要举措，但还需要其他管理体制改革的配合，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不再深入讨论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本文主要基于上海的情况展开论述。中国各地情况错综复杂，经济发展、财政实力、高校办学层次、适龄学生人数、居民家庭收入等都不太一样，因此，本文的结论并不意味着其他地区也同样适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