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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国的教育便陷入这样一个怪圈——大家都知道职业规划教育的重要性，且有国外成熟做法可资借鉴，但是单一的评价标准、过于集中的管理权不打破，少有中小学校长敢冒着升学率、中考或高考成绩下降的风险，大力发展职业规划教育。 由于在教育上得不到解决，无怪乎会出现像红霞遭遇的、将志愿填报变成一门生意了。 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在新高考撕开的“小口子”中，姜言看到了职业规划教育还有更多的可能。不久前的一次调研中，她参观福州、厦门等地的示范中学。“厦门某中学，邀请厦大研究生为中学生上建筑、医学、航空、美学课；福州某中学邀请家长为孩子们介绍自己的工作……”她兴奋地向记者介绍道。 这些从国外基础教育搬来的经验，大概是中国土壤上最容易“落地生根”的舶来品。 姜言眼中理想的职业规划教育也是“体验式”。但农村中学的现状——不可能请到各行业的家长作分享，也不大可能请名校学生——又把她拉回了现实。 梦想还是要有的，在梦想照进现实的路上，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师资、课程、价值理念。 熊丙奇指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缺少专业的师资。很多中小学安排心理或德育教师授课，但心理教师通常关注学生的兴趣、性格、心理健康，显然不是职业规划；德育教师的讲授告诉学生该干什么，通常有说教意味，跟学生个性、兴趣发展相悖。“职业规划要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认知，培养‘四个能力’，教师必须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结合规划、要求不断完善。” 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缺少课程体系建设。包括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知识介绍，课后与学生进行现场活动交流，校外的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形成完整的课程体系，最终提高职业规划能力。 在熊丙奇看来，这实际上与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连在一起。新高考改革要求中学进行综合素质评价，德智体美劳需要相应的空间，培养学生劳动意识，要有社会实践、社会公益；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要让学生了解职业。 “其中的问题是，有的中学并不愿意给学生空间，学校认为挤占学习时间，要求学生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家长反对，认为这是给学生增加学业负担；学校、家长考虑安全因素，更愿意学生待在教室。”熊丙奇说。 在课程体系建设中，储朝晖最看重的是生活体验。“生活体验不仅来自企业，也应来自农场、街区、山川、湖泊，这是学生做职业规划的前提和基础。地区差异、城乡差距固然会影响认知，但是不同地区客观上对职业的选择也会有所影响，人为设置主观因素反而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 也有人提议，用浸入式课程增加学生对职业的理解。比如，小学应用题大量增加，借助场景让学生明白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然而，有专家指出，这固然有助于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职业理解，但也不乏为了追求应用牺牲学科精神的例子，如平面几何从大纲中删除。 在采访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洪成文表示，过度追求应用导致基础教育下滑，是我国改革开放前走过的弯路。“教材改造应拿捏好基础和应用的平衡。” 此外，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还遭遇价值理念的冲突。熊丙奇表示，很多中学把学生考取北大、清华作为重要的办学评价标准。“一旦进行职业规划教育后，学生有了主见，不想去北大、清华而想去另一所学校，学校就会认为进行了职业规划教育反而坏事。” 尽管障碍重重，熊丙奇表示，开展职业规划教育聊胜于无，“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开展了职业规划教育，学生有了主见，家长的思想价值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才能实现职业规划教育从无到有、从局部到全部、从表面到深入，最终逐渐做到重视学生个性、兴趣”。 不容回避的大学引导 从职业规划的角度看，大学与中学的割裂是显见的。无论是在招生咨询会、校园开放日，还是大学先修课上，很少有大学会告诉考生、家长，“你不适合我们学校”。 从新高考来看，大学对想吸引什么样的考生报考，也研究甚少。“3+3”科目改革后出现的弃考物理现象，就是源于大学不提物理要求、科目不限，盲目抢夺生源的一个结果。 “大学引导学生职业规划，自身理念很重要。大学要关注中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就必须引导中学生根据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学、专业，为此大学首先要办出特色，有非常吻合的育人标准，而不是一味地抢高分生源。”熊丙奇说。 为什么大学在招生入口无力发挥职业规划的引导作用？ 除了大学自身的“千校一面”问题，储朝晖认为，这与我国评价标准单一、高校没有真正的招生自主权、代政府招生有莫大关系。如果评价标准多元，教师必然也会采取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学生不必担心考不上一所好大学，而是有了多对多的选择。 但眼下，中国仍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寻找兴趣的任务，以另一种名目交给了“大类招生”。 有意思的是，如果从个性、兴趣挖掘的角度看大学中大类招生，颇有为中小学职业规划教育“善后”的味道——学生不知道兴趣所在，便“钻”进一个大类，等一两年后再进行具体的专业选择。 就像俄罗斯套娃，层层剥离，最后明心见性。洪成文认为，寻找兴趣并不是一个激进的过程。高中、大学二三年级、研究生、步入社会，每一次分流都带来一次兴趣的自审，找不到兴趣的个体只会在分流中越来越少。 “最关键的是，大学要开展高质量的通识教育，进行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培养，一旦学生基础知识打牢以后，拥有一定知识迁移能力，在职业选择上也有更宽的范围。”洪成文说，这也契合了现代职业快速变化，一辈子做多种工作的人越来越多的现状。因此，部分学生的职业规划后移至大学二三年级也无伤大雅。 当然，高校不是把学生按大类招生招过来就了事，而是要尽快地了解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不能搞了大类招生之后，毕业时每个个体都是差不多的‘同类’，在这方面高校需要更多地开动脑筋。”储朝晖说。 《中国科学报》 (2019-06-26 第1版 要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