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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杉教授引用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教育的无差别和机会的平等流转上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但如今教育要承担的不仅是整个家族的命运，更需要在个人努力之外，由整个家族作持续的投入。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寄望于通过应试教育考试改变命运的寒门子弟面临更大的困难。 刘云杉认为，应试教育有其合理性，素质教育也有其正当性，但在现实中，二者在教育的功利主义下被扭曲，进而出现种种问题。甚至可以说，功利主义下的竞争逻辑将原本主张教育公平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个既精明又计较、虽务实却不无猥琐的教育功利主义者。 正如前文提到的龟兔赛跑，当比赛从偏重知识习得的1.0版本过渡到主张多元选择、淡化考试的2.0版本时，学科竞赛、先修课程、自主招生等改良措施却也迅速被功利主义逻辑侵占，衍生出种种应对的新套路，这样的选拔方式丝毫没有撼动相对固化的结构。 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相信，教育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今日之学校将会影响明日之社会。然而，教育一旦承载这样沉重的任务就不免陷入混乱，教育家、前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就旗帜鲜明地反对将教育看做社会改造的工具，更直言道，生产可能加剧贫困，教育也能够助长愚昧。具体到中国，教育面对的是更为庞杂的结构问题，教育改革显得有心无力。 在当下的中国，精约教育深植在政治经济结构中，博放教育则嵌入观念和民情结构中。可以说，前者有多严苛，后者就有多虚妄。全球化裹挟之下，人民对教育的期待中不仅有平等主义的诉求，也有经营、投资乃至阶层洗牌的策略，当然还包括精英教育对继承人的严格传承与庇护。从这一角度观察，“二代”们面对的其实是各种社会力量对“素质教育”的定义和博弈的结果。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更是社会公平的结果，但如果试图以教育公平的微薄力量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进展，无异于螳臂当车，也会扰乱教育的内部秩序，当下的教育乱象正是这种结果的表现。 因此就刘云杉教授看来，教育改革绝非简单的制度移植，也不是纯粹的理念实验，而是认识到教育的限度，同时从自身的制度、文化和民情出发，尊重传统和常识，从中求取谨慎的平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