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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会经历一次5年大考。前两年可以鼓吹品牌，但到第3、4年时，家长和市场需要看到教学成果。这次疫情会加速这一过程，新校能不能过关很重要。”罗莎说。 重新洗牌 井喷式发展后，逐利资本也在经营学校时暴露短板。 一些老牌国际学校在各地连开分校，但因资方和运营者不同，教学质量水平难以统一。 据罗莎介绍，论资历，香港耀中曾是国内最早一批国际学校，在落户北京后还发展成圈内的“黄埔军校”，2008年时就给教师开出约30万的年薪。但随关键办学人离开，教学骨干跳槽，其发展势头也难恢复。近年来转型后，虽开辟“耀华”这一民办双语品牌，但又面临适应新规、与新玩家竞争的局面。 新入局者面临更大挑战。“部分英国学校只提供品牌使用权，不匹配国际师资和管理体系，甚至连与国内对接的K12课程也无法完整配置。这些学校若不能落地、经营不顺、教学品质不过关，很难有好口碑。”李立维说。 此外，随新建校增多，市场上的教师资源变得紧缺。2014年后，李立维不仅自己遭“挖角“，其团队教师也有流失，课程主管被其它新校聘去当校长的案例时有发生。 “经常听说北上广的老师半年一换工作，一年内薪资翻番。还有地产商办的学校，三年内换四个校长。”在胡靖看来，许多新建校对人才招聘更像是在“揠苗助长”。 资本缺乏耐心，使得行业氛围浮躁。资本与教育的博弈也显现出二者难以兼容的一面。 “做教育没有钱不行，但若资本追求短期进出，可能会死得很惨。”胡靖算了一笔账，以占地面积100亩为前提，办一所国际学校的价格从两亿到十亿元不等。即便轻资产运营，学校开办费也在5000万元以上。如果每年学校利润率在15%-20%之间，一所学校要运营五年以上才能营收平衡，逐步回本。 “许多投资人觉得国际学校的现金流好，可以先收费后教学，以为这样就能打包上市，认定过于简单了。”胡靖发现，从2019年开始，一些新建校招生工作还未完成就停工了。“老板们发现原来赚钱没那么容易。” 办学门槛挑战着资方耐性，政策调整则可能让剩余热情急速降温。公民同招政策施行后，几乎所有民办校被迫拉至同一起跑线，无法提前招生。政策还对民办学校教材和课程使用、海外资本介入，以及义务教育非营利等内容做出规范。接连“受挫”的业内人开始思考政策背后的深意。 “民促法出台时，我们天天在思考是不是政策后退了?琢磨后才发现，这其实是对市场的规范和优化。业内人眼光要更长远，看重办学能力，而不是赚钱能力。以前是挑好学生，现在是教好学生。”胡靖说。 在2018年开出第一所学校后，胡靖仍在寻求更多机会，雅力教育在义乌的校区也将于明年开学。罗莎入行时曾立下一个小目标——办一所国际学校。在英美澳加，芬兰和以色列等地拜访百所学校后，她开始思考教育创新的真正内涵。 李立维在离开协和后开始实践“地产+教育”的升级模式。“当有足够多的资金，你就可以建更好的校舍，提供最先进的管理，在全球招最好的教师，引进更多元的课程，做足教学教研，全方位以学生为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