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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书记虽然是我们宁德地区的一把手，但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他见到谁都主动打招呼、和对方聊天，大家有什么心里话也喜欢和他讲。当时我母亲和我住在一起，她都不住地对我讲：“你们那个书记怎么那么可爱，我们每次碰面他都对我点点头，我普通话讲不来，他虽然听不懂，但还是冲我笑呵呵的，真亲切！” 过去我们地委机关干部每周都要拿出半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动手打扫一次卫生，包括各自办公室和大院。习书记只要在，都参加我们的活动，或是拿起扫把、或是拿起锄头，跟大家一起劳动，然后再回办公室办公。他的一举一动，给所有的干部树立了很好的形象，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虽然习书记为人谦虚随和，但面对原则性问题却丝毫不讲“人情”，对自己、对身边工作人员、对党的干部都提出严格要求。他首先从自己做起，从不搞轰轰烈烈的迎来送往，到宁德来上任也是很正常很低调的来，走的时候也不搞热热闹闹的欢送。地委有个别领导同志身边工作人员借着领导的名义给基层“找麻烦”，他都会非常严厉地批评教育。对当时在宁德闹得沸沸扬扬的干部违规占地盖房现象，更是狠下决心治理。当时，很多人对此事提出一些看法，认为一部分盖房的人都是具有相当职位的，涉及面太广，处理起来比较难。对此，他专门召开干部大会来讲这个问题，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我们不去解决，怕得罪人，我们就得罪了国家的法律，得罪了我们党的纪律。不能为了怕得罪几百人，就得罪闽东上百万百姓！”他讲了很多道理，使大家思想得到统一，很快形成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共识，这股腐败之风也很快被刹住了。之后，他还牵头制定很多规章制度，进一步改进党员干部的作风。 在习书记带动下，那时宁德干部队伍整体风气是好的，在群众心目中树立了正面的机关形象、干部形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宁德后，对宁德发展依然非常关注。请讲讲您了解的一些情况。 姚智梅：我能体会到，习书记在宁德工作期间，是真心实意为闽东振兴奉献的，虽然他后来离开了宁德，但他的心一直牵挂着这里。 我记得他在福州工作时，搞了一个五地市合作，其中就包括和宁德的对接，就是帮助宁德发展经济。他后来离开福建到浙江工作，这份感情依然不减。宁德的福鼎县和温州是福建省和浙江省交界的地方，他到温州调研时还特意把宁德的几个领导干部叫过去，向温州方面的领导交代，要多关心宁德的发展，多给宁德一些支持和帮助。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我们宁德就好像兄弟一样，他们积极鼓励当地企业到我们这里来考察、投资，也邀请我们到温州招商引资。习书记调到上海工作以后，他又鼓励我们到上海搞招商引资，还专门安排时间接见我们，了解宁德的近况，这些都让我们非常感动。 采访组：后来您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他主政宁德的两年对您有哪些影响？ 姚智梅：2002年，习书记即将调往浙江工作的时候，专门给我们打电话告知此事。我和几位老同志专程到省里看望他，结果到他办公室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很多人，正在跟习书记说话。我们就站在门口，没有进去。习书记看到我们，马上站起身来，跟那些人说：“请你们暂时停一下，把这些远道而来的基层同志先请进来聊一会儿。”他对我们的这份珍视，令我们感动。 2010年，已经担任国家副主席的习书记回到宁德，和我们当时的班子成员一起吃饭。大家再次闲话家常，感觉他还是当年那个温和可亲的习书记，和我们依然是那么亲近。他还特意让我们把当初给他服务的驾驶员也叫过来，一块见见面，聊聊家里的近况。 现在我已经退休多年。我经常回想和习书记一起共事的那段日子，也经常体会他讲“宁德是一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这句话背后的含义。当年，刚刚三十几岁的他来到宁德，却能对一个地区发展方向作出如此科学准确、实事求是的判断，能够提出“滴水穿石”“弱鸟先飞”“四下基层”等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思路和理念，可见他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也能看出他对“闽东振兴”这一夙愿饱含深情。而且，他以严谨的作风、认真务实的态度、一心为民的赤诚，为广大闽东干部树立了榜样，让大家能够在困难的时候拧成一股绳，劲儿往一块使，所有人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可以讲，他在宁德做一把手时，扛旗扛得正，做事做得正，为人行得正，工作自然就开展得好，进行得顺。 过去在宁德，他是这样做的，给宁德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在全中国，他也带着这样的才能、魄力、胆识、情怀和作风，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旗，带领全中国人民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