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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绍兴市倡议并实施的“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首批成果出炉。这是国内首个系统全面整理近代文献的大型文化工程，绍兴市为此专门成立项目工程推进小组，计划用10年至15年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文献并重新整理影印，涉及文学、经济、政治、教育、艺术、史地、科技等各领域，呈现近百年来中外思潮激荡启迪民族发展的全景交融。 因为这场盛事，几十位重量级学者和出版界人士齐聚绍兴，出谋划策。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柳斌杰说，他在绍兴感受特别强烈的就是当地人的文化自信。这个巨大的工程将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代文化人、出版人的印记，为中华文化宝库再添珍宝。 确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值得一提的是，在实施此次文化工程中，首次出现当地民营企业的身影。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绍兴以一市之力赓续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源流，从学界到政府，再到社会参与，越来越多的力量正在汇入，壮大。
百年珍贵文献，亟待搜集整理 地处会稽山北麓的越城区，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迁都建城于此。千百年来，受吴越文化氤氲，此地人文大家辈出，历史底蕴深厚。如今，坐落于该区会稽路上的浙江越生文化创意产业园，正是因此而得名。 走进“越生文化”，我们奔着好奇而来：一家民营企业，为何会主动承担这个重量级的文化工程？ 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是绍兴当地一家以出版印刷、出版物数字交易平台、艺术品拍卖等为主的企业。走进文创园内，很难想象这是一家前身以印刷为主业的企业。公司负责人寿林芬直接将我们领进越生美术馆。 说是美术馆，其实更像是一个文献馆。敞亮的一楼展厅内，陈列着近代文化名人像，鲁迅、蔡元培、秋瑾等。展厅中央，展陈着各种珍稀版本的近代文献，有三联书店出版的《世界工人运动》，有时代画报出版的《史大林与文化》，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银国有论》等，多达千种。它们均出版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前后，纸页泛黄，有的甚至脱落散溃，岁月蚀痕一目了然。 展厅右侧是“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展区，我们看到了部分百年老书的今日模样。有小说，比如1917年出版、王理堂编著的《女学生》；有戏剧，比如1920年出版、大悲著的《北京学生联合会新剧团剧本》；有散文，比如1920年出版，田寿昌、宗白华、郭沫若著的《三叶集》。新书保留了老书的原汁原味，大小、封面、内容均为影印出版，浓郁的时代风貌扑面而来。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我国出版业引入西方工艺，所采用的原料均为机械纸，其酸化极限不足百年，目前国内近代文献原典纸质酸化严重，导致国内大部分图书馆不再对外借阅这一时期文献。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大量近代文献散落在海内外为数难以准确统计的图书馆内，至今没有一家文化机构拥有一部相对系统完整的中国近代文献资料。 同时，近年来，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逐渐进入学界视野。“这个时期中外古今的知识交汇，产生了大量记载中华民族独立光辉的文献，记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历程。”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周和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研读近代文献资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的中国，思考中国的未来。 “上演‘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时代。这其中奔走呼号的学者有很多为绍兴籍，今天我们理应接过‘接力棒’，继承先贤未竟之志。”绍兴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徐荻如是说。为此，绍兴市专门成立项目工程推进小组，这在绍兴文化建设史上尚属首次。 至此，多方力量汇集。由政府引导，“越生”牵头，由国内多领域近代文献权威学者领衔，以及近百家图书馆参与的“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正式启动，计划用10年至15年时间，在全球范围内广泛搜集从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近代文献并重新整理影印，填补这个文化保护的“缺口”。 历时十年，采集12万余种图书 “文学卷已采集4.3万种，经济卷已采集1.6万种，艺术卷已采集2800种，教育卷已采集2.9万种，历史地理类已采集2.5万种，从中精选可出版1万余册。”这是“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的初步出版总量。 据了解，文学卷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的首编已出版数百余种；教育、艺术、经济等各卷的首编将于今年下半年陆续出版。 “从目前文学卷的出版情况来看，至少有一半的品种是以前没看到过原书，有三分之一是只知道有书但从未看到过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告诉我们，以刘廷芳的诗集《山雨》为例，当年这本书收录进“风满楼丛书”第三种，但丛书中的第一、二种散佚多年，此次文学卷收录刘廷蔚的《山花》，正是当年丛书的第二种，能寻得此书实属不易。 “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回想多年来的寻书经历，寿林芬连用了4个成语。以一家民营企业之力，承托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 前些年，得知哈佛大学藏有大量近代文献，团队赶赴美国向对方申请文献数据资料。由于事前缺乏充分沟通，在等待5天后，双方才开始正式交流。同样，在国内某图书馆，寿林芬第一次带领团队走进去时，对方只听了5分钟就走掉了。寿林芬很无奈，在学术界看来，民企做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多亏了张元济先生的《四部丛刊》，成了我们最好的‘外交书’。”寿林芬说。张元济编著的《四部丛刊》全本存世极少，今人想一睹其全貌非常困难。前些年，“越生文化”联合高等教育出版社，集国内多家图书馆所藏版本，历时数年，影印出版《四部丛刊》，获得学术界普遍认可。也正是这套重达1吨多的典籍，相继打开了哈佛大学、北大、上海等多家图书馆的文献库房。 “越生文化”的作为得到国内相关领域权威学者的支持。在工程启动之初，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原中文系主任、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平原应邀担纲起文学卷编委会主任一职。在他看来，史料是学术之本，没有相对完善的资料积累，学界很难展开深入研究。陈平原认为工程如能顺利完成，则嘉惠学界、功德无量。著名经济学家顾海良教授全力支持经济卷的编纂工作，召集10余位青年学者参与选目工作。如今，已有近百位全国著名学者相继加入中国近代文献保护工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