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国开展三个阶段5G技术研发试验的同时,中国的三大电信运营商也各自开始5G布局。据中国联通最新发布的信息显示,中国联通目前已开通国内40个城市的5G试验网络,同时成立了5G应用创新联盟,有240余家企业加入。此外,还启动领航者计划,致力于打造5G应用万亿新市场、开创5G产业新未来。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发牌仪式上,对于公司的5G布局介绍得更为详细:早在2012年,中国移动就启动5G研发,围绕5G场景需求定义、核心技术研发、国际标准制定、产业生态构建,应用业务创新开展了大量工作。在标准制定上,牵头完成《5G愿景与需求》白皮书编制,提出的8大5G关键性能和效率指标被国际电信联盟(ITU)采纳、成为全球共识,并在ITU、3GPP中牵头32个关键标准项目,成为5G标准制定的重要力量。 在应用创新上,中国移动面向全球成立5G联合创新中心,目前已建立22个开放实验室,汇聚超500家成员,在雄安、成都、上海成立三大产业研究院,与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合作,聚焦9大垂直行业领域,形成创新应用方案及端到端解决方案,目前已落地开展应用合作试点。 此外,中国移动在杭州、广州、上海、武汉、苏州5个城市启动5G网络规模试验,在北京、重庆、天津、深圳、雄安等12个城市开展5G业务示范试验网建设,围绕移动远程医疗、云端机器人、智慧工厂、智慧校园、智能电网、高清云游戏等31个应用场景开展5G业务示范。5G牌照下发后,中国移动宣称,今年9月底前在超过40个城市提供5G服务,“客户不换卡,不换号就可开通5G服务”。 相对而言,中国电信起步较晚,2017年底开始参与5G试验,但联合国内外众多企业开展5G技术试验和17个试点城市5G试验网建设,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成果。同时,与合作伙伴开展了丰富的5G应用创新实践,目前已涵盖政务、制造、交通、物流、教育、医疗、媒体、警务、旅游、环保十大垂直行业重点应用场景,联合试验客户已超过200家。 2018年12月,工信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发放了5G系统中低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其中,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获得35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中国移动获得2600MHz和49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有力保障了三大运营商开展5G系统试验所必须使用的频率资源。 与三大运营商相比,中国广电似乎并没有提前开展5G布局,却也“坐收”5G牌照,其原因耐人寻味。对此,周剑分析,这是为了在通信领域形成一种更加良性的竞争生态。同时,作为三网融合(电信网、广播电视网和互联网)的推进主力,中国广电还需要一系列机制创新,借助5G带来的巨变,或将更好地促进三网融合。此外,广电在频谱资源上也占有一定优势,并且广电行业本身就是潜在的市场,无论社会民生还是智慧城市,都能与之响应,这也是中国广电的优势所在。 中国广电全称是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4月17日,注册资金45亿元,全部以货币出资,由中央财政安排,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2016年5月5日,中国广电获得工信部颁发的《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但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似乎并未在电信领域有较大突破。 “在三网融合过程中,中国广电一直期待在移动通信领域有所作为,成立了国网公司,申请5G牌照,做了很多的工作。”中国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飞象网创始人项立刚认为,之所以给中国广电发放牌照,可能因为在5G中会有一部分垂直应用是出自视频等方面的需要,“但我个人认为,对于通信这样一个公共服务领域而言,需要有资金、人才、技术和管理的积累。” “牌照是牌照,网络是网络,4家企业拿到5G牌照并不能理解为要建4张庞大的网络,三大运营商的格局不会发生变化,不会变为四大运营商。”中国联通研究院院长张云勇认为,中国广电的优势在于高清视频等内容的承载,在业务层面上,协作共享是王道,4家企业会更加协同,实现频段以及基站建设的共享。 诸多难题 从发放牌照算起,4G在中国发展了近6年。据测算,截至2017年年末,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三家电信运营商在4G网络上的建设规模至少是8000亿元,从整体上看,目前运营商的4G投入成本也尚未收回。在这种情况下,四家获得牌照的企业要想迅速发展5G,建设成本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5G基站建设需要多大的资金投入?不久前华为CEO任正非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对5G基站的建设有过描述,称“只有一点点大,20公斤,就像装文件的手提箱那么大”,因此,5G基站的安装不需要铁塔和吊车,可以随意地装在杆子上、挂在墙上,甚至放进下水道里。 然而,为满足高流量密度、高峰值速率的要求,5G将采用宏微异构的超密集组网架构。此前业界有过预测,5G小基站站间距仅为50~100米,甚至更小,因此站址数量将是4G的数倍。中信建投的研究数据显示,预计未来5G基站数量将是4G的两倍,运营商5G建网主体投资可能将达1.23万亿元,较4G投资增长68%。 可以预见,在深化网络提速降费、持续提升4G网络质量的同时,基础电信运营商还要在短期内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建设5G网络、配套需求以及后期的运营维护,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但中国通信业观察家项立刚并不认为成本对于运营商而言是个很大的问题,“运营商从来没有亏损,相反,收入一直在增加,正是因为提供了有价值的服务,所以,5G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收入机会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来自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9年1~4月,通信业营业收入为5145亿元,其中电信业务收入为446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0.7%。 这是否意味着,5G建设资金很大程度会体现在资费中,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目前5G流量资费标准尚未确定,但多位业内人士均表示,5G的流量资费只会比4G更低,因为使用的频率增加了,一些原来不用的频率也利用起来了,频率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从2G到4G的经验也证明,技术越进步,资费越便宜。 “2G时代,1GB的流量需要1万元,3G时代,1GB的流量约500元,4G时代,1GB流量从10元降到8.62元,按照这个趋势,5G时代,流量价格只会更低。”项立刚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纯粹由企业自主选择的话,我相信正常情况下,企业肯定愿意把上一代技术的市场价值尽可能的回收之后,才会考虑下一代技术。”工信部电子一所信息化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周剑说,“但是5G作为信息革命时代或者新工业革命时代的一个关键性基础设施,全球都在抢抓这一战略机遇期,作为一种战略安排,无论从国家还是企业层面,尤其是有社会责任的央企,就不能纯粹从短期的经济利益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除了资金难题,电信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选址问题,出于对基站辐射的担忧,或产生邻避效应,阻挠基站的建设,这在过去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中并不少见,在站间距大大缩短的5G时代,这样的问题或将更多。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国基站的电磁辐射指标其实比欧美还要严格10倍,但老百姓依然会有担心,或许在这一问题上,需要政府多做引导。 “我觉得5G商用最大的前途还是来自于产业,而不是消费,因此在布局上应该优先考虑产业发展潜力大,需求更迫切,或者是产业集群地区,这样有利于更快地获得商业回报。”周剑说。 在获得5G牌照后,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都宣布了下一步的建设布局,40个城市将首先开展5G商用,主要是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以及雄安新区、苏州等在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城市。 这样是否会导致城市发展间的数字鸿沟,让地区发展更加不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