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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呈现出总体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和占整体经济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的特点。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均排名世界前五；从数字经济占GDP比重来看，中国为34.7%，英国、美国和德国则超过60%，韩国、日本、爱尔兰、法国占40%以上，说明我国数字经济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王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数字经济对人才和科研水平有较高要求，目前我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科技工作者队伍，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和一定自主创新经验的科研体系，这为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人才和智力基础。除了人才“软件”，发展数字经济也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硬件”，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布局，加大对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 众所周知，我国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消费市场，这有助于产生规模效应，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空间。而且，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本身就是生产要素，具有重要价值。基于庞大人口和经济规模产生的海量数据，能够实现数据的更快积累、更多应用。 但也要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数字经济占比还相对低，产业的数字化水平相对落后，不同地区之间数字化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未来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主持人：疫情期间不能出门，我和周围很多人都是通过网购来获得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的。还有，健身房不能去了，有不少健身的App就受到了青年人的喜爱。不能逛街了，我们就看直播买东西。在线消费火了，这是数字经济活跃的表现之一。能否介绍一下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 冯志轩：我国消费市场潜力巨大，疫情的出现并没有让国内海量的消费按下暂停键，反而刺激了网上购物、网上娱乐等数字经济新业态，并产生出大量新就业岗位。数字经济保障了疫情期间老百姓正常的生活需求，目前网购占社会零售总额的比例已超过20%。不仅在消费领域，在生产领域也凸显了数字经济的作用。不少企业虽停工停产，但线上业务却迸发出活力。近年来，我国的电商和基于电商的新零售已成规模，这为大量中小企业通过在线业务稳定经营、应对疫情冲击创造了条件。可见，数字经济的作用不容小觑。 马慎萧：疫情出现以来，各类平台型企业为复工复产、稳就业、保民生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电商平台为消费者购买产品、生产者稳定订单提供了便利；数字信息交互平台为疫情防控提供了全面而稳定的信息流、资讯流；数字定位出行平台为物资配送、人员调配保驾护航；数字金融平台用普惠的能力、科技的效率，积极捐资捐物助公益、扶持小微企业渡难关、金融服务保民生；远程医疗、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等各类线上服务平台，确保了疫情期间人们看病、工作、学习的正常开展；技术支撑类平台为抗疫提供了多种技术支持，如支付宝推出的“健康码”就为有效防控疫情提供了技术保障。 3.数字经济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理论内容 主持人：从个人感受来看，数字经济是具体的、微观的，比如某个领域、行业或者某个应用软件。但我也能感受到，数字经济蕴藏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层面来看，发展数字经济有哪些意义？ 马慎萧：数字经济的发展契合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企业发展得好，经济才会运行得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增强微观主体的活力。数字经济降低了投资和创业门槛，能够调动微观主体创业积极性，还能让就业形式更加多样、灵活，催生出新的市场业态。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需要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利用数字技术，生产企业可以实现生产过程的重构，比如从大规模批量化生产过渡到柔性生产和定制生产，不仅能够适应国内消费升级的趋势，从长远看还能够造就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这就是一个产业升级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中国经济在当前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的“窗口期”占据更多主动权，向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攀升。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也有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数字技术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疏通要素流动和重组的梗阻，实现产品、生产资料、劳动力和资金更低成本、更大范围的流通和更高水平的匹配。 冯志轩：发展数字经济，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传统产业深度转型，改变以增加投入为主的运行模式，从而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主持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体现这一优势？ 冯志轩：在发展数字经济的过程中，通过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可以将更多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市场整合在一起，扩大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可以增加市场信息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可以减少市场信息的时滞，减少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上述这些，都有利于市场发挥好资源配置的作用。 王雯：数字经济对政府的宏观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数字经济是技术和经济的系统性变革，它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推动和协调，尤其需要国家制定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规划。发展数字经济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尤其是数字基础设施，它们投资规模大、风险高、周期长，需要通过政府直接投资或通过公平有效的机制引导私人资本投资来实现。 数字经济对政府规制也提出了新挑战。比如，规模庞大、涉及众多行业的超级平台企业，它们对市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迫切需要政府进行合理规制。但同时，对这些横跨诸多领域的平台企业进行规制，又存在相关市场界定模糊、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困难等难题，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更灵活的规制措施。此外，平台经济在将不同市场主体连接在一起的同时，也将市场风险汇聚在了一起，不仅让风险应对变得更加复杂，也让风险爆发带来的负面影响波及更广，这对政府防控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