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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中国的发展震惊世界。让世界为之惊叹的不仅是中国发展速度的迅猛和成效的显著，更在于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浓缩了人类社会变迁的诸多历史进程，而社会转型也促使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不禁要问，70年来中国发生了哪些社会转型？它们对中国的发展有何积极作用？ 今天，思响哥推荐阅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凤刊发在《人民论坛》的文章，一起从民生改善、体制创新、公平正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四个方面了解70年来的中国社会转型。 民生为本：从贫困社会向小康社会的转变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然而由于资金存量的严重不足，国家对资源、产品、劳动力，甚至消费资料，均采取了计划分配的方式，以期用较短的时间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合理地调节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导致劳动者动力不足、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以及平均主义盛行，不可避免地产生贫困。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约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7.7亿人。一个社会发生变革，总是来自于生存所面临的危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市场化改革首先调整了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由过去的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向居民部门倾斜，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从短缺走向充裕、从贫困走向小康，为全球的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增进民生福祉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出发点，那么共同富裕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落脚点。随着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人们对美好生活有着更加强烈的向往。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新时代的人民生活富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共同富裕的“共同”上，要通过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区域协调发展等战略带动农村地区和贫困地区切实脱贫，使全体人民一个也不能少地共同迈入富裕社会。二是体现在共同富裕的“富裕”上，要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理念，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使人民群众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新时代的奋斗目标，通过高质量的发展来解决发展不均衡和不充分的问题，使我国真正进入富裕国家的行列。 体制创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由政府对社会事务进行自上而下的管控。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社会成员由原来高度整合的单位中不断被分化出来，导致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同时随着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带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由此引发的人口流动，是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过程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城乡社区居民组织、社会公众等都成为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 理论上讲，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都是为了维护和达成社会秩序，对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进行规范和协调的管理过程。不同的是，社会管理将政府视为管理主体，强调政府单向度的约束，强调政府作为一方主体对全社会多方客体的管理和控制，强调政府自上而下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社会治理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多向度的协商与合作，政府和民众都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各主体之间通过平等合作，从而达成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将社会治理理念取代社会管理，意味着社会秩序的维护和达成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事务，而是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共同的事务，政府不再是单一的管理主体，治理过程也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控，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与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领域取得的成就与进步，最突出的就是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和模式的创新，具体包括：一是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模式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社会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都要以此为目标取向。二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系统治理要求社会治理不仅是政府的工作职能，而且社会各界要一起参与，形成社会共同治理的局面；依法治理要求社会治理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综合治理要求社会治理手段要从单一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源头治理要求在社会治理上要防微杜渐，从根本上解决矛盾。三是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社会风险评估机制、突发事件监测预警机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从管理到治理这一字之差，成为党和国家社会治理理念深刻革命的生动写照，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治理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种社会治理精细化思想，就是要建立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社会组织是共建共享社会治理中最活跃的因子。我国社区社会组织约40万个，其中街道社区管理32.7万个；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75万多个，人民调解员300多万人，全国去年调解各类矛盾纠纷953.2万件；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注册志愿者超过1亿人，记录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2亿小时。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的多方联动，通过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让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 公平正义：从金字塔型社会向橄榄型社会的过渡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分层特点是以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工人与干部身份为分层标志，而在经济上、财富分布、收入分配等方面是寻求均等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