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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日报-新冠肺炎疫情后 经济社会提振应在四个字上下功夫 □马亮 新冠肺炎疫情牵动人心，虽然疫情大势已去，但给经济社会留下的创伤和阴影难以消散。尽管如此，国内外政要和主流经济媒体对今年中国经济走向仍保持谨慎乐观，这既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期盼，更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识之士对中国模式和中国贡献的肯定。我们当有足够的信心让一切尽快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疫情后南通经济社会提振应在四个字上下功夫：问、稳、文、温。 一、问——“显影剂” 疫情时期，经济领域的突发问题数量多、性质杂，只有增强危机意识和问题导向，及早暴露和发现它们，才能为后期经济提振赢得时间。所谓“问”，就是要结合当前南通“发展四问”的社会大研讨和疫情最新进展对症下药。我们的政府和主管部门要在第一时间问问市场之需、百姓之需和企业之需。疫情期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均受到较大压制，疫后两者的反弹速度和力度可期，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投资需求方面，政府应瞄准优势支柱产业，及时引导重大投资项目开工建设，对受疫情影响的已开工项目，规划施工时段应进行小幅调整，尽量追回时间、挽回损失；同时，全面恢复招商工作，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人才招引，进一步营造生态绿色、风清气正的投资环境。疫情前后也是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窗口期，因人流限制，生态修复、环境整治和市政道路、管网维护升级等更加便捷。这段时期也是应急公共产品集中投入的关键期，要本着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根据人口密度分片区、划重点，生产提供匹配区域内动态常住人口的应急设施和用品。疫情后，餐饮、旅游、文娱服务等享受型消费将出现较大增长，这些都是人口集聚的重点领域，必须做好应急管制的相关规划和预案。消费需求方面，要把复工复产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能力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打造更多的互联网南通链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企业需求方面，要深入生产一线调研，了解企业的所困所需。围绕三部委联合出台的《复工复产十条》，研究制定和实施适合南通本地的“复工令”，防止少数企业出现等、靠、要的思想苗头。针对疫情拖累，要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减少企业税费负担，继续实施稳产保供的财税政策，纾解疫情给企业带来的资金周转困难。工商联可向政府引荐由行业协会和商会开具的优质企业名录，开展短期性、名录内、受管制的企业白条试点的相关探索。缩短企业申报审批流程，从严落实“一件事情一次办”“一个窗口一条龙”；普及企业网上申报知识，推广不见面审批的有益经验，制定特殊时期行政审批的简易程序。 二、稳——“稳定剂” “稳”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受疫情影响，今年经济起势趋缓，一季度指标和数据将受较大影响，但社会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存量可观，尤其随着复工复产进程的加速，产供平稳攀升，蓄力充足，为后期经济深V型反弹奠定了坚实基础。“稳”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硬支撑上。宏观调控要精准发力，以“六稳方针”为总基调，逆周期调节对冲疫情影响，科学合理应对“新常态”中的“非常态”。一要稳预期，国家层面，彻底消除贫困、坚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目标，对基本实现全年经济发展总目标持乐观态度。就南通而言，须保持战略定力，把GDP破万亿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指标和硬任务，围绕“三个全方位”抓主产主业，突出优势、鼓励创新，对具体行业和领域的预期指标适时动态调整，争当全省“一个龙头、三个先锋”不松劲。二要稳民心。疫情前后是展现政府公信力的宝贵时期，政府要敢于发声，舆论引导务求客观准确、及时到位，对心理波动较大的人群和个人应实施心理干预。锻炼提升领导干部危中见机的观察思维能力和临危不乱的应变处置能力，把宣传、引导、安抚群众的本领作为特殊时期选拔任用人才的重要标准。三要稳产业。疫情也是一次生存能力的测验，确保“3+3+N”的产业结构不松动，在企业发展上扶持一批、培育一批、淘汰一批，持续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全面升级。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回应上海“1+8”都市圈邀约，谋求和上海、苏南的产业链合作，“抱团”抗疫，分散疫情带来的经济风险。四要稳市场。疫情期间，市场调节部分失灵，不能完全反映供需变化，政府这只有形的手适时介入，实行重要物资的集中调拨和储运是必要的。随着疫情退去，必须把配置资源的权力还给市场，继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疫情后可能出现的“饥饿营销”和恶性价格战，政府要严厉打击，积极维护和稳定健康的市场秩序。五要稳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疫情对就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受到防疫管制，外地人员返工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企业通过了复工令却无人可用、无人可招。政府应进一步放宽特殊时期的就业政策和落户条件，鼓励员工返工和来通落户；积极对接有需要的企业，利用官媒协助开展招工宣传，包车接送外地员工；落实税费减免的具体举措，减少企业裁员预期。 三、文——“疏通剂” 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地方治理是基础，制度建设是关键。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5000余字的公报中，“制度”一词就出现了77次，而支撑制度框架的，就是所谓的“文”，文件的制定和上传下达是必不可少的形式与途径。疫情前后，“文”的作用尤其凸显，应加以科学规范和灵活应用，做到“三求三忌”。所谓“三求”，首先，求出处。特别像“禁行令”“复工令”“开学令”这样的执行性文件，要求参照执行就必须说明出处。疫情关系利害极大，所涉地方性文件必须与国家和省的上位文件口径一致，谨慎使用自由裁量权。其次，求准确。关于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数的确定和变更要及时准确。辩证对待疫情管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既不可轻描淡写随意降级制造风险，更不可因噎废食随意升级制造恐慌。文件用词的准确性将直接影响居民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经济活动的选择。再次，求关注。特殊时期出台的文件时效性强，为了及时传达给发文对象，必须广泛宣传，引起关注。应充分依托网格化管理等现代化治理模式把相关责任落实到街道和社区，细化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做到户户知晓、人人参与。“三忌”，首先，忌跟风。不跟风他人想法，健全疫情信息甄别和审查机制，牢牢把握疫情防控信息发布的主动权，牢牢占领疫情防控舆论宣传的主阵地，引导本地居民从正规渠道获取真实有效信息，引导健康向上的网络舆情，依法组织居民参与本地防控。其次，忌无常。文件既是白纸黑字，就应固化下来，不能朝令夕改，尤其不能前后矛盾，惹人猜疑。吸取武汉和其他一些地方在防控应对中的惨痛教训，做好相关文件发布的前期准备工作，着力体现政策制定出台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再次，忌呆板。文件的制定出台既要讲刚性原则，更要与时俱进，紧跟形势。随着疫情逐渐消退，大众的警惕性普遍减弱，政府在安抚的同时，需要出台相关文件指导疫后的生产生活，特别提醒疫情的反扑和由此带来的次生灾害。又比如，针对当前国内输入性新增确诊病例增多，包括南通在内的沿海省市应引起关注，可制定特殊时期出入境检验检疫的新办法，同时通过政策更新保护外资投资热情，稳定外资投资预期。 四、温——“消融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