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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企业里的科研人员占74%，这一数字在苏联只有12%。企业创新的人才要素丧失，主动性被抹杀，科研和生产严重脱节。很多苏联科学家的一生，要么穷困潦倒甚至被清算，要么流亡到西方国家，成为抨击苏联模式最猛烈的一群人。 而此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在DARPA（高等研究计划局）的支持和「政商旋转门」的助推下，大量在国家战略计划之外受到冷落的科研项目，却在社会营销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科学家纷纷「下海」，成为社会活动家和企业家。微软、苹果、谷歌、Space X等硅谷传奇，都肇始于此。 此外，「反移植」也极大限制了科技成果发布和科技交流。在苏联，发表任何学科的论文，都必须有六个专家签字的特别证书。任何著作出版，都必须经过专门委员会认定为「非机密」，有专门的审查委员会统一管理。 科研领域苛刻的保密制度，进一步加剧了各机构之间的自我隔绝，产学研分离，效率低下。科学院主要进行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只占两成；工业部门的研究必须依靠独立的研究所来进行。苏联学者纷纷感叹他们的知识成果物化长达10至12年。相比之下，美国平均为5年，日本为3年。 再看同时期的美国，已经催生出斯坦福和硅谷这样的产学研综合体范本，在科技繁荣的道路上一骑绝尘。 如果说「对手封锁+自我封闭」是戳瞎双眼；高度依赖技术移植滋养出的「创新惰性」就是自废一腿；为了反移植而强行堵塞技术成果转化通道则是挥刀自残。 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快和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联官僚体制奉行赤裸裸抄袭和仿制，「造不如买」的声音甚嚣尘上。举全国之力发展的基础科学研究被束之高阁；培养的大批优秀科技人员沦为拆机组装、「山寨」产品的技术工人；原本已经走上自主创新道路的苏联自己坐上了轮椅，重回技术依赖的老路。当时在苏联科研机构内最流行的一句话是： 「请给我样品，我就能造出来! 」 当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被扼竭时，驱动科技发展的引擎失速，经济也随之迅速滑落。 苏联解体已经三十余年，俄罗斯至今仍在舔舐苏联当年遗留的痛楚。民用工业落后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当年不可一世的科技工业优势，也随着科学技术的飞快迭代、基础设施的陈旧老化、前一辈人才的老去而逐渐丧失。 1991年8月，苏联人在巴伦支海举行了一场名为「河马二号」的军事演习，在北方舰队司令萨里尼科夫少将下令后，16枚重达数十吨的「轻舟」洲际导弹依次倾泻而出，总耗时224秒。这是已经面临崩溃的苏联人为了震慑西方宵小之辈，发出的最后一声竭力怒吼。 这场被称为「末日彩排」的军事演习结束后两周，苏联解体。 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为不够重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如信息、电子和通信付出代价；为不允许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付出代价，这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收割那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 ——普京 还有很多看官不方便点在看，原因我可以理解，这样我建议大家翻阅一下我前面的文章，一般翻阅8篇左右，这样我的公众号文章，就会在第一时间推送给您。 头图| Ritomm 排版| Seagull 戳图片，加入大猫财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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