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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李婷/孙甜甜夺得雅典奥运会女子网球双打冠军，收获了这届奥运会上最意想不到的一块金牌。10月，刚刚复出的李娜就在广州公开赛夺冠，成为中国第一位WTA巡回赛冠军。2004年，也因此被称作是“中国女子网球元年”。复出的李娜以及彭帅、郑洁三人，国际女子职业网联(WTA)单打排名先后进入前50名。 2006年，李娜的WTA单打排名已经跻身前25名。为了能进入前10名，她认为自己需要有管理职业生涯的自由，应该和国外的职业化选手一样，拥有自己的小团队，“球员打球时会带着自己的伴侣、体能教练、技术教练和治疗师。” 2005年，全国网球训练工作会议在南京召开，明确提出“以提高职业排名为前提”“以职业网球为手段，以奥运争光为最高目标”“遵循职业网球的基本规律和特点”。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国网球职业化改革全面展开。 正是从2005年开始，大量外籍教练被“请进来”。之后，为了尽可能满足李娜、郑洁等种子选手的需求，外籍教练还被分成四个小组，尽量做到“两三个外教围绕一个运动员团队”。这已经是当时网管中心承担的经费上限：每年需投入1000多万元。 球员奖金分配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按当时体育总局的规定，球员参加各种比赛所获得的奖金，“65%需要上交”，由国家体育总局、协会和省里分成，个人最终能拿到的只有35%。孙晋芳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这种分配机制下，“运动员没成绩的时候满意，出成绩了就不满意”。 为了解决矛盾，孙晋芳首先主动让渡了网管中心和网球协会的奖金提成，又去耐心做各省市的工作，暂时放弃应得的10%。多次调整后，运动员的奖金分成提高到了65%。 “这一拨球员的个性张扬非常明显，跟我们那一代提倡无私奉献的运动员完全不一样。光靠教育是没用的，管理要符合社会的发展。”孙晋芳说。
《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对李娜进行过报道 由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的“嫁接”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饱受伤病困扰、成绩一度起伏不定的李娜向孙晋芳提出：奥运会结束后，如果不能自主参赛、做职业运动员，就退役。 那一年，李娜已经26岁。 几乎与此同时，彭帅也再度表达了同样的心愿。更早之前，在2005年，彭帅就曾公开发声，要求在教练、奖金、训练和参赛上脱离国家队管理模式。这是第一次有运动员正式向网管中心提出“单飞”请求。 但在孙晋芳看来，政策出台需要选对时机。她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网管中心已经形成了职业化改革的方案。但是，北京奥运会在即，“这时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在这之前我不能给李娜等人单飞的机会。” 当年年底，网管中心拿出了“单飞”方案，只有积分排名进入世界前50名的队员，才有单飞资格。选择“单飞”后，球员和网管中心是一种契约关系，中心规定什么比赛要代表国家出战等问题。而不单飞的球员，仍按照原有的举国体制训练和比赛、生活。 在孙晋芳看来，举国体制价值观的最高目标是为国争光，职业网球的最高目标是个人价值的最大化。作为管理者，只能去找平衡点。 李娜、郑洁、彭帅、晏紫成为首批被允许“单飞”的中国职业女网球员，采用国际通行的网球运动员职业化模式：教练自主、奖金自主、参赛自主，收入归运动员及其团队所有。 根据单飞协议要求，李娜须将商业开发收益的8%和比赛奖金的12%上缴国家，同时依然需要代表国家和所在省区参加全运会、奥运会等国际赛事。当这些赛事与运动员的个人安排产生冲突时，运动员依然要“以大局为重”。 对于方案“以大局为重”的要求，李娜2011年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坦言：“我年轻的时候，中国网球管理部门花了很多钱让我参加比赛，为我做一切事情，所以如果他们现在需要帮助，我必须回报他们。” 单飞后，职业化道路上的残酷一面也很快显现出来。 2009年赛季，李娜的总奖金已经超过60万美元，但她依然“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考虑到存款为零的情况。同一赛季，郑洁的奖金总收入为53万美元，晏紫则只有16万美元。 据一份2011年的统计数据，“单飞”后李娜团队每天基本开销为1万到1.5万元人民币，一年总支出在400万元左右。即使是国内顶尖运动员，“单飞”后也并非都能支付起高水平团队的花销。 此外，面对“单飞”之后运动员成绩出现的波动，国内对“单飞”的质疑声浪越来越大，建议回归举国体制的呼声渐高。 在孙晋芳看来，“举国体制是基础”，其他手段只是补充。刘青则指出，“单飞”实际上是一种“无奈之举”，一种由举国体制走向职业化过程中的“嫁接”，具有明显的定向性而缺乏普遍适应性。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目前网球运动员培养中职业化已经成为重要的方向，但就统计结果来看，中国网球协会可能仍然希望能够保持对运动员的控制力。这也是当前体制下管办分离不够彻底的一种体现。” 2012年，时任中国网球协会培训部副主任胡亚斌撰文分析道。 “我终于爱上了网球” 2011年6月4日，法国巴黎，罗兰·加洛斯球场。直落两盘，李娜战胜卫冕冠军斯齐亚沃尼，来自亚洲的第一个大满贯赛事单打冠军就此诞生。 对于网球职业化改革以及“单飞”的质疑，几乎是瞬间烟消云散，李娜和她的团队成为“民族英雄”。 一些中国网球选手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李娜夺冠当天，全国观看法网女单决赛的总人数高达1.1601亿人次，央视体育频道全收视率高达2.75%，超过了2010年南非世界杯决赛的收视率。 当时，郑钦文才8岁。她发现，之后再也没有人问她带着的球拍是不是吉他了。2019年打进美网青少年女单八强的郑钦文后来回忆说，“李娜赢了之后，很多孩子走上了网球场。她让他们有了网球梦——包括我。” 2012年到2014年，李娜的教练换成了卡洛斯·罗德里格斯。这位曾带出世界排名第一的传奇网球运动员贾斯汀·海宁的教练，尽管举止温文尔雅，但他为李娜制定的训练方案被《纽约时报》评论为“无情”。刚开始试着适应卡洛斯的训练节奏时，李娜曾问姜山：“贾斯汀是如何与卡洛斯相处15年的？(训练了)三天后我都准备好去死了。” 除了训练节奏的变化和技术上的调整，卡洛斯还采取了新的心理疏导方案。 李娜在情绪管理方面的问题，长时间让她在国内毁誉参半。“一旦感到不舒服，她砰的一句话就给你怼回去了。”孙晋芳坦言，李娜和媒体的关系一度紧张。 卡洛斯所做的心理疏导，是李娜之前从未经历过的。他迫使李娜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它们永远不会被抹去。但你必须承认，它们也帮助你成长为一个人，一个球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