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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央“二月来信”带来的负面影响。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接到中央交通员区寿昌送来的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来信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到中央去，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这封来信在红四军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广大红四军将士都觉得中央不信任红四军，不让做强做大，还要把朱毛调走，于是部队议论纷纷，悲观情绪尤为严重。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央，陈述己见。他从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出发，一方面批评了中央的错误指示，对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一方面提出，如中央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军，请速派刘伯承、恽代英二人接替。后来，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坚持原议，收回了指示。 此外，红四军领导内部意见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论，以及从苏联归国的领导干部脱离实际干涉军务，造成了更大的混乱，使问题趋于复杂化。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终于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部要不要的问题”。 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分析了红四军党内斗争的历史、客观环境、来源及其表现，最后总结出，领导干部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焦点又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龙岩城后，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于当月下旬召开。在红四军担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提出，应当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但是这个提议却未被与会的多数人接受。会议把毛泽东提出的“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并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这次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军队。7月以后，毛泽东因疟疾病倒，转移到上杭、永定山区养病。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之后，部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极度削弱，平均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益发泛滥。朱德、陈毅等人对此深感忧虑，想着力整顿。 （三） 据萧克回忆：“当时的士兵干部都有这样感觉，毛党代表在时，队伍多，工作好。想念毛泽东同志，希望他回到红四军，这是全军的普遍要求。” 1929年7月，前委接到中央来信，要求“派一得力同志”到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决定派陈毅前去上海。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报告，接着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一起组成一个委员会，共同研究解决红四军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的行动方向。 9月下旬，中共红四军“八大”召开，解决“七大”所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统一全军思想。但是，会前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没有拿出一个成熟的意见，而是让大家自由讨论，结果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无组织状况地开了3天”，对一切问题都“毫无结果”。这时，大家深感，因为毛泽东的离开，“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 军事上的挫折随之而来。10月13日，红四军前委收到中共中央指示：要红四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10月20日，红四军兵分3路拥入广东东江地区，入粤第一仗即遭受沉重打击。随后红四军又冒进攻打梅县，“合计损失1000多人”。 军内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将毛泽东请回来。在毛泽东的复职问题上，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担任中央军事部长的周恩来联系整个红军的建设经验，针对红四军的问题作了详细指示，并委托陈毅根据他谈话的内容和中央军事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一封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意见，以及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为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成为一个对红四军乃至全国红军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在总结红四军经验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规定红军的根本任务有3项：“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强调“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但是“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这封信。10月22日，陈毅从上海回来后，传达了中央指示精神。朱德表示完全赞同，欢迎毛泽东回前委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遵照中央指示重新担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他还向朱德、陈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包括对他工作方式的批评。当时陈毅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介绍了他上海之行的情况。毛泽东也进而表达了歉意，这样就与陈毅、朱德消除了相互间的矛盾和隔阂。自此，红四军高级领导之间达到了思想上的统一。 （四）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县古田的曙光小学隆重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120多人。根据中央指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重新选举了红四军前委委员1人，候补委员3人，选举毛泽东任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信精神，毛泽东和朱德分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军事报告。代表们热烈讨论了中央指示信和会议的各种报告，认真地总结红军创建以来党在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案”。 决议的核心精神是强调红军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倾向，明确规定了红军“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不是单纯的军事组织；确立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无产阶级建军原则；确立了政治思想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规定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从而为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内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把决议作为党课教材，视为红军法规，要求全体干部和党员遵守。对决议的学习，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成为一次群众性的整风运动。经过学习，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显著提高，红军部队呈现出一片新气象。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不仅在红四军中贯彻实行，经过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军事部介绍，后来各地红军也都先后照此实行，从而使红军进一步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奠定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础。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的道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