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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母乳喂养影响因素调查报告》还指出，产假不足等原因也制约着中国母乳喂养目标的实现。尚在哺乳期而不得不回归职场的女性，往往要用自动吸奶器定时收集并储存母乳带回家，这一群体被称为“背奶妈妈”。她们在公司，在出差的高铁、飞机上，在酒店等各种公共场所，都常常需要为挤奶寻找合适的场所。如果不能及时吸奶，会因涨奶而胀痛、发烧，甚至引发乳腺炎。 广州市《关于立法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就分析说，在职妈妈更容易放弃纯母乳喂养，45%的妈妈上班后会选择“混合喂养的方式，工作时间喝配方奶粉，早、晚还是母乳喂养”。世界卫生组织则列出了更多的影响因素：包括母亲患有传染疾病，遭遇自然灾害或喂养营养不良儿童和低出生体重以及早产婴儿等等。 提升母乳喂养率既需要母乳代用品企业承担责任，也需要儿科医生、保健人员、用工企业、政府协会等各界社会力量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尽管整个社会都在为了达到50%的纯母乳喂养率这一目标做各种努力，但当一些妈妈因种种原因无法实现纯母乳喂养时，她们也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为孩子的喂养方式做出知情理性的选择。 无法母乳喂养的背后 袁岚去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待产的时候，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条偌大的红色横幅，介绍的是纯母乳喂养的好处;从袁岚备孕开始，在她学习育儿知识的各种渠道，比如微博意见领袖、微信公众号文章，也在强化她要进行纯母乳喂养。 作为一位有海外留学背景的知识女性，她自然懂得如何科学地汲取这些知识。她按照母乳喂养指导，日夜连轴尝试，多日精疲力竭，仍然无法实现纯母乳喂养。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内，在心理和生理双重压力下，夜间她让月子中心的护理人员用奶粉喂养婴儿，这样她就不必夜里每隔几个小时醒来一次。这种“母乳+奶粉”的喂养方式，也被称为混合喂养。 袁岚是幸运的，她从月子中心回家后，因为决定生育后两年内不去工作，她可以做到全天候守在婴儿身边，而且在泌乳方面也没有什么障碍，就把混合喂养换成纯母乳喂养了。 但是对很多女性来说，实现纯母乳喂养并非易事。全奶粉喂养的母亲杨嘉有她的苦衷：“生完孩子我就得了产后抑郁症。虽然知道母乳喂养对孩子好，可是我喂奶时真的非常痛，也很容易堵奶，这让我开始抵触孩子。我在内心挣扎了好久，最后只好选择奶粉喂养，让爸爸也能参与到喂养过程，这令我轻松了不止一点半点，也最终顺利从产后抑郁中走出。” 一位妈妈在社交平台上讲述她的故事：孩子出生后，因为母乳不够，她试过各种催乳办法，多喝汤水、多让孩子吮吸，也请了催乳师，皆未奏效。“剖腹产后，为了喂奶，一直就没有得到好好的休息，后来加了奶粉，孩子终于吃饱了，我也算得到了解脱。真不知道自己之前是被母乳神教洗脑了还是怎么的。”与迷信奶粉相对的是，“母乳神教”是现在人们对不顾现实条件、过分偏执地坚定纯母乳喂养做法的调侃。 前述《报告》指出，有接近60%的母亲了解婴儿应该在出生后6个月内纯母乳喂养。在黄凌曦看来，现在绝大多数母亲都知道母乳喂养的好处，反而一些母乳宣教推广者有些用力过猛。“你要考虑到那些选择配方奶喂养妈妈的心情，确实有一些妈妈实现不了纯母乳喂养，舆论太过于强调会给她们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她进一步解释，实际上了解纯母乳喂养好处的母亲，即便婴儿出生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纯母乳喂养，研究也发现婴儿健康状况几乎没有差别。因为这样的母亲通常懂得寻求正确的育儿知识和专业人士的帮助，这会对孩子的健康起到积极作用。“实际上在整个育儿过程中，母乳喂养只是其中一部分。”黄凌曦说，其他方面的科学护理同样重要，比如勤洗手，定时打疫苗，宝宝有问题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等等。 2018年7月，在世界卫生大会上，美国要求删除论坛决议中关于政府应“保护、宣传、支持母乳喂养”的表述以及限制“母乳替代品营销误导”的段落，受到了《纽约时报》以及众多医学专家的反对。 但主导修改决议的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发言人在回复媒体的邮件中解释说：“最初起草的决议给想要为孩子提供营养的母亲们造成了不必要的障碍。我们注意到，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进行母乳喂养。这些女性应该有选择和获得婴儿健康替代品的机会，不应因为这样做受到指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