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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称，于汝民在担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局长，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及退休后，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培植形成“秘书圈”，理想信念丧失，搞迷信活动等问题。 此外，他还违反了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违规提拔、调整干部；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消费卡，退休后违规兼职取酬、经商办企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款，涉嫌受贿犯罪。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披露称，在苦心培植“秘书圈”方面，于汝民在天津港任主要领导的20多年间，利用职权便利，先后将6任秘书安插在天津港和相关部门的关键岗位上。 于汝民在组建“秘书圈”方面颇有心得。报道称，他安插的诀窍是，老秘书离开前，推荐新秘书接任，或者到重要岗位任职。靠着这种“前任推荐后任”的方式，于汝民在天津港形成了一个裙带关系极其严密的“秘书圈”。 在这些秘书眼里，党规党纪、组织程序，都抵不过于汝民的一个指令甚至暗示。 报道还称，在选人用人上，于汝民任人唯亲，对外界释放出一种“只有跟着我才能受重用”的氛围，“让许多踏实干事的干部寒了心”。 在天津落马官员中，一些官员非常重视“发小”“兄弟”等关系，并以此组建“友谊圈”，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红桥区政协原副主席李可。 在2016年中央巡视组对天津进行巡视“回头看”期间，天津市纪委接到了中央巡视组移交的关于李可的问题线索。通过对李可的调查，发现其在担任天津红桥区建委主任、房管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其朋友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财物。 在央视《朝闻天下》2017年4月22日的画面中，天津市纪委工作人员介绍说，该市红桥区有几个小区的配套设施工程的中标，都和李可有关。 天津市纪委工作人员于海阔指着一个名为泉富家园的小区说：“这些楼的外墙保温和外檐涂料工程，都是李可给他发小介绍的。” 天津市纪委还表示，李可通过帮人办事和饭局应酬，编织着更大的人脉圈，为自己在经济上和仕途上谋求利益。 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李可接受央视采访时称：“现在我也认识到了，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在交往的过程中，应该准确地去判断哪些人接近你、和你交友是冲你这个人来的，哪些人是冲着你手中权力来的。” 2016年10月，天津市纪委发布李可被组织调查的消息。 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也注重培养官场圈子，并经常与圈内人组织饭局。有媒体报道称，2014年7月16日，在其组织的一个“小圈子”的饭局上，他自以为已经平安，推杯换盏时得意地冒出一句“过关了”，但是4天后，中纪委网站就发布武长顺落马的消息。 2016年9月13日，天津市纪委就蓟县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许家台镇原党委书记卢旺严重违纪案发出通报。通报中提到，卢旺党章党规党纪意识十分淡薄，生活圈、朋友圈鱼龙混杂。卢旺爱打麻将，有的人就投其所好，经常陪他打麻将，进而形成个“麻将圈子”。卢旺和这些“麻友”关系很近，利用职权为“麻友”帮忙。 花式多样的圈子文化，是破坏天津政治生态的一大顽疾，天津也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性，并采取了一些措施。 2017年5月19日，在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陆为民表示，天津圈子文化不绝、好人主义盛行，黄兴国作为当时的“一把手”，对自己人设计路线，着意栽培使用，使拜码头、拉山头等歪风邪气蔓延，败坏了政治风气，带坏了一批干部。 他还介绍，2016年，天津市纪委委托有关部门作了一个问卷调研，36.2％的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天津存在圈子文化现象。“这充分说明圈子文化在天津的泛滥程度和负面影响不可小觑。” 《中国纪检监察》报道称，为破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积弊，在2016年区县换届中，天津打破以往以人划线、以地域划线的“潜规则”，坚持干部工作一盘棋，大力推进干部交流，共交流市管干部111人、轮岗63人，占班子成员总数的33.9％，是历年来交流力度最大的一次。 2017年4月25日，天津市委巡视办主任殷奇在《人民日报》发表《力克圈子文化、好人主义》一文，该文称：巡视整改以来，针对涉及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问题，天津市开展提醒谈话95人次、函询62人次、诫勉161人次。 天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邓修明表示，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往往互为因果，根子都在党性弱化、在政治上不担当，是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不严肃的必然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土壤，决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