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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过不少关于母亲的梦，都是好的——她回来了，一家人一起吃饭。成年后，唯一一次吐露思念，是结婚时，醉酒后一直喊“妈妈妈妈”。他驾驶证里，藏着母亲的照片，翻了又翻。衣柜里，挂着母亲生前爱穿的黑色大衣，姥姥以前经常拿出来晾，后来衣服留给了他。 他有时会想，如果母亲在，“我的人生肯定跟现在不一样。” 更多的时候，他不想，不提。似乎，母亲只是失踪了，他还能找到她。 弟弟 郭会增也有一双儿女，但他已经八年没工作了。家里生计全靠妻子王俊兰做仓库保管、在门诊店上班维持。 初中毕业后，他到县粮棉厂做临时工。父亲因为反腐“惹事”后，他连带受影响，没了固定工作，整日和朋友喝酒、打架。1996年结婚后，他从粮棉厂下岗，开小吃店，卖油，拉煤，做建筑……什么都做过。 姐姐失踪后，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找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姐姐。” 这些年，只要有线索，他都会逐一核实。前年，一个江苏的电话打来，说看到一个人和郭桂芳长得像，他也赶过去看。 2012年，父母身体不行、“跑”不动了，给姐姐讨公道的任务交给了他。母亲说：“家里只有你有能力跑这事，只要你坚持，我相信你。” 这成了他生活的重心：他基本每个月要到北京上访，有时一去上十天。到现在，寄出的上访信已经有几千封了。 没出去的时候，就在家写信、研究材料。厚厚几摞材料，已经刻在脑子里，可以一口气讲出来。
这几年，郭会增整日研究举报材料，眼睛看得有些花了。 妻子起初不支持他跑这事，郭会增说：“家人被杀，你要是不管，还有没有人性？这样活着没有尊严，我受不了。他们不管，我要管。” 因为这个，两人没少置气。 郭会增觉得没人理解他。有时跟妻子絮叨，她上班累，不想听。于是他经常自言自语，就跟父亲生前一样。 现在，王俊兰已经妥协了：“他愿意跑就跑吧，说他也不听。我不支持，就没人支持他了。” 为跑这事，家里花出去十几万。在北京，为了省钱，他吃最便宜的盒饭，夏天不住宾馆，就到公园长椅上躺到天明，或者包里带个垫子，累了铺开歇歇。 有时没钱了，他打电话问妻子要。王俊兰就找姐妹借，找娘家救济。 和父亲、姐姐一样，郭会增较真。很多人劝他注意安危，妻子、妹妹直截了当跟他说：“你要是出事，家里没人敢替你讨公道。”他头一横：“我不怕。” 但王俊兰怕，她经常告诫孩子要注意安全，“这个家庭和别的家庭不一样”。 郭会增苍老了许多，他的身体越来越差，眼睛也有些花了，胸口老是疼，整日忧心思虑，睡不踏实。有时凌晨一两点爬起来，边散步边想事。他变得感性，看到悲剧电影，会联想到家人遭遇，刀子扎心般难受。去年在北京上访受阻，妻子打电话嘱咐他在外面要吃好，他在宾馆大哭了一场。 他感觉再跑几年，自己要垮了，“我后半生都毁这里面了”。客厅墙上父亲的照片，他不太敢看，一想起父母是睁着眼走的，想起母亲的临终嘱咐“不管我们遭过多少磨难，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姐姐，要为她讨个公道”，他痛恨又无力。“谁不愿意少一事，平平安安过生活？ ” 迷雾 过世前两年，蔡朋娥走路一拐一拐的，还在为女儿的事奔走。 2013年开始，她向肥乡县农牧局申请认定女儿值班失踪为工伤。一年后法院宣告郭桂芳死亡。2014年5月，她向邯郸市人社局申请认定郭桂芳之死为工伤，被否决后，起诉邯郸市人社局。 2015年5月16日，蔡朋娥突发心梗住院。弥留之际，郭红芳对母亲说：“知道你最放心不下郭超。”老人的泪一下就冒出来了。 同年11月27日，郭建民82岁生日那天，郭家人收到了工伤认定的胜诉判决书。那时，郭建民患老年痴呆症，说不了话。郭会增将判决书念给他听，老人半眯的眼睛忽的睁得溜圆，好似听懂了一样。第二天下午，他去世了。 但收到胜诉判决不久，肥乡农牧局提出上诉，否认郭桂芳在农业局值夜班失踪，称之前出具的2份证明材料，为办公室主任私自盖章。此前在一审审判中，这2份证明材料以及3位证人证言，农牧局没有提出异议，获得了法院认可。 2016年8月，二审法院以依据不足为由，驳回工伤认定诉请。
肥乡农牧局出具的证明材料，二审时公章被认定无效。受访者 供图 这个转折让郭家人觉得，“太难了，看不到希望”。大哥郭桂增在老家种地，没参与姐姐的事。郭红芳也不想再参与了，她提醒郭会增“别让人家把你害了”。郭超觉得有心无力，“本来应该我出面去跑，现在让舅舅跑，觉得自己有点自私。如果他不跑了，我也能够理解。” 郭会增有些心灰意冷，“压力全在我身上。”父母过世后，这个家更散了。因为工伤鉴定的事，家人间还起过冲突，这让他感觉亲情淡薄。 他在放弃与坚持间挣扎，看不到希望时，想算了；但一想到姐姐的遭遇、父母的托付，觉得就这样放弃，良心不安。“我不能走出去，让别人说我，姐姐被杀了，他麻木不管。” 至今，郭桂芳失踪尚未立案。2015年4月，肥乡公安局政治处主任袁晓雷回复《法制晚报》记者，称该案没立案，是因为已经过了20年追诉期。他没有发现该案报案记录，“该失踪案发生的20多年间，郭桂芳的家人就没有找过公安局。” 2017年9月肥乡公安局回复郭会增时，也称当年没接到郭桂芳失踪的报案，无报案材料及记录。 郭会增坚称，父母当年第一时间就去报案了。此外，2014年10月，肥乡公安局还采集了郭超的DNA，将郭桂芳录入全国失踪人员信息库。 郭会增称，2018年8月，一位警方人士告诉他，“你姐姐是被黑车拉走的，腿还有点残疾”，这些“是从卷宗里看到的”。郭会增认为，有卷宗，说明当年家里报过案，公安局也调查过。 2019年7月11日，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肥乡公安已对此事成立调查组，加派警力参与调查工作，其他情况不便透露。 挖出骨头两个月后，6月28日，郭会增在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将骨头送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10天后，鉴定中心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对骨头做破坏性鉴定。 郭会增先是同意了，又心中忐忑，不停打电话问朋友、记者、妻子，担心骨头一旦破坏，再也没用了。于是急忙取消，只做普通鉴定。 7月16日，鉴定结果显示，“送检检材中未检见人骨”，骨骼大小、形态等与人体骨骼特征不符。
鉴定意见告知书。受访者 供图 案件再次陷入停滞。 骨头是肥乡公安局工作人员递交的，郭会增想联系其他鉴定机构再做检验。但找了两个月，没有机构做，“媒体不关注，我可能就放弃了，因为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但他终究放不下，再次向肥乡公安局递交了郭桂芳失踪重新报案以及公开1993年枯井尸骨的申请书，再借钱请律师。他的微博微信上，隔三差五转发姐姐失踪的信息，向当年的目击者打听情况。 7月7日，他来到父母墓前。那是桃林间一处长满荒草的坟包。郭会增一直想，在完成父母托付后，为他们和姐姐立碑。然后，安顿好儿女，去外地生活。 但眼下，50岁的他，被困在这场笼罩了29年的迷雾里，看不到出口。
郭会增站在父母墓前。姐姐失踪之事一日未解，他便觉得愧对父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