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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需要坚持以生产性活动为主导。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培育、发展和持续本身，是一个经济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和破坏性创造并存的过程。旧经济结构下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寻租和投机等非生产性活动的干扰，都会阻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培育和发展。在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资本既不会刻意追求共享性和包容性的增长，也不会主动寻求实际工资的提升。资本的动机只取决于利润预期，如果存在更高的投机利润，生产性资本也会脱离对生产性活动的再投资，从而使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良性循环中断。历史地看，无论是工业化的先行国家，还是成功的后发赶超国家，打破利益集团的阻滞，引导社会资源趋向生产性和创造性活动，是这些国家能够在经济上获取成功的重要原因。 能否始终保持社会趋向于生产性活动，避免非生产性活动主导社会经济发展，也是对国家制度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国家是启动、推进和维系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关键力量所在，不仅是推动者和组织者，也是打破利益集团阻碍、引导和保障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的积极行动者。为了保障高质量经济活动的持续性，国家尤其需要谨防低质量经济活动，尤其是非生产性活动的受益者绑架政策决策，使国家脱离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轨道。 二是需要促进带动效应强、协同程度深的产业的发展。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技术浪潮都不是普惠式的，成功抓住技术红利的国家往往是少数。这不仅在于这些国家的各种制度体系的激励、引导和培育功能，也在于抓住了正确的行业、产品和技术窗口。当前，以智能制造、纳米技术和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意味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切换，为后发国家抓住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机会窗口。因为在一种新的技术长波启动之初，先进国家和落后国家基本处在同一起跑线，由于对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路径依赖弱于发达国家，后发国家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出现初期反而具有后发优势。 从历次技术长波的历史观察，在一个新的技术长波进入导入期之后，一国能否成功地保持新技术长波中的领先地位或实现赶超，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能否在关键投入也即动力部门中取得领先地位；二是能否快速地让动力部门、主导部门和引致部门之间形成利润和生产率提升的正反馈。这两者既取决于技术能力（知识积累），也取决于生产能力（规模经济）和生产体系的多样化程度（网络经济）。尽管中国目前存在着核心技术不足、基础科研薄弱等不利因素，但应看到我们有全产业链之间的产业协同和庞大的国内市场，这意味着产业协同的“需求引致创新”潜力极为巨大，而强大的工程能力和全产业链工业体系也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竞争提供了有力支持。庞大市场形成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部门多样性形成的网络经济，为中国抓住新技术革命机遇提供了有利条件。庞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降低，使新技术更容易得到市场回报，进而激励企业投入研发；产业部门多样化则有助于形成新技术—经济范式下的技术耦合和互补效应，促进新技术的扩散与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形成。 结 语 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保障。而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具有的特定性，对我们选择高质量经济活动，抓住和突破重点，促进以创新、绿色、协同、开放、共享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高也更复杂的要求。系统性地、前瞻性地审视产业布局，发现结构性缺陷并进行针对性调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促进和保障高质量经济活动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极为重要：一方面，需要依托强大的国家能力打破利益集团阻碍，引导社会资源导向高质量生产性活动；另一方面，也需要完善并充分发挥国家创新体系的作用，利用现有的工程能力、市场规模和产业链优势，促进产业协同和技术升级，进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责编： 王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