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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如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关键任务。为此，本刊特邀请专家围绕如何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从追求高质量经济活动、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三个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探讨。 高质量经济活动及其作用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衡量经济发展好坏，不是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而是要看有没有质量和效益，就是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这才是我们要的发展。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的本质，是指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率提高、实际工资提高从而需求提高，以及利润提高从而投资和积累提高之间的良性循环。其循环机理是：因生产率提高而带来实际工资的提高，实际工资的提高带来了更大的需求和更高的储蓄，同时也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随着实际工资的提高，资本会更倾向于替代劳动，加大设备投资以图提高产出—资本比，而实际工资提高带来的更大的需求又有助于产品销售和利润实现，从而有利于积累的实现和更高的投资，这又进一步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一累积因果循环的过程中，国家产业竞争力和国民实际收入水平都得以逐步提高。 存在这种良性循环机制的经济活动，被称为高质量活动（High quality activity）。一个国家走向富裕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选择了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经济增长具有活动特定性（activity specific），特定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强的产业带动效应、更高的分工水平、更快的技术创新速度和更宽广的创新范围，不仅可以带动相关的产业发展，而且可以通过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最终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生产率、资本积累和实际工资水平三者的共同增长。 衡量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关键标准，首先就在于这种经济活动是否具有生产率增长的空间。如果某类经济活动具有更大的生产率增长空间，那么在生产率从低到高的进步过程中，将产生广泛的产业带动效应以及知识和能力的积累。其次在于此类经济活动能在多大的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否具有更大的外溢性。这种外溢效应，不仅直接影响高质量经济活动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而且通过更高的工资和更高的需求，也会对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产生很强的工资带动效应，从而实现更大范围的实际工资增长。最后，也最为关键的是，高质量经济活动是包容性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从业人员和政府部门，都将从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中获益，缺乏任何一种收益的支持，这种良性循环都将会被打破。 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特定性 随着技术—经济范式的变迁和国际分工体系、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发展，以及国家和地区规模、结构的差异，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内涵也随之发生变化。即，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明显的特定性。 首先，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结构具有特定性。高质量经济活动不是一种产业、一个行业、一个产品，而是一组可以协同发展的产业活动。单独一个行业并不足以支撑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利润、工资和生产率的协同增长，对大国、大的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对于较小的经济体而言，即使其国内缺乏足够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无法在国内形成足够的部门间市场，但凭借某一个或少量的部门甚至产品的竞争优势，仍有可能带动该经济体实现国民实际工资的提升。 高质量经济活动之所以对规模和结构有着特定要求，是因为： 第一，高质量经济活动的结构对外溢效应和协同效应的广度和深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启动和维系良性循环的部门生产率进步空间大，但同时也需要相当广泛的支持部门，才能形成范围更大的外溢效应和更强的协同效应，这一过程的持久性和广泛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之间的匹配性，产品创新提供新的使用价值或新的生产资料，过程创新则直接提高生产率，如果一种产品创新能导致更多部门的过程创新，就会形成更为持久和更为广泛的生产率改进，这就要求产品创新具有更大的“革命”作用，如材料、动力、能源等；二是不同部门的过程创新或组织创新的通用性，一个领域里生产率较高的技术或组织形态，如果可以被用于多个领域并提高生产率，就可以产生更为广泛、持久的生产率溢出，如流水线、平台组织形态等。 第二，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对生产率和实际工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生产率提升快的部门需要其他部门的“引致需求”拉动自身创新，同时也反过来对生产率提升慢的部门产生扩散，最终在更大范围内起到提升生产率的作用。另一方面，实际工资的提升也依赖于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劳动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的从业者往往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也更有能力消费劳动生产率较低、进步较慢的部门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让这些部门的从业者的收入增加。这就需要生产率进步快的部门具有相当的规模，才能实现“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的效应。简言之，生产率—利润—工资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强度和持续程度，取决于高质量经济活动所占有的份额。如果高质量经济活动不足以通过产业协同和技术外溢效应带来普遍的生产率改进和实际工资提升，那么这种高质量经济活动的规模和结构就都有待优化和改进。 其次，高质量经济活动具有历史特定性。工业革命以来，每一次技术浪潮都对应着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技术条件和制度条件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高质量经济活动选择和不同的成功之路。无视这种特定性，照搬照抄曾经成功的高质量经济活动，无疑是行不通的。例如，在全球价值链兴起之前，产品间分工和产品间贸易是全球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的主要特征，通过实施逆向工程，在关键产品生产上取得竞争优势，就可以捕捉住高质量经济活动；但随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迅猛发展，模块化生产和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主要特征，国际贸易中的中间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占比日益提高，这在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门槛的同时，也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价值链攀升的难度。此种变化下，不能只根据产品去模仿成功国家之前的高质量经济活动，必须通过价值链的提升来推进高质量经济活动。 如何推进高质量经济活动的发展 实现高质量经济活动绝非易事，它需要技术进步的有力支持，更需要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