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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有时候是可以被感化的，而且我那天晚上到他房间去，他就跟我说他很辛苦，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他倒没说假话，真的很辛苦。因为为什么？他们一天下来骑摩托车可能少则三四百公里，可能有时候会多达五百公里，确实是很辛苦。然后我一看他那个状态，我觉得当时就比较心软，然后就答应了。”李女士说。 得知此事后，王先生曾多次向中纪委、北京市纪委、北京电影学院等方面反映。起诉书提到，2018年8月11日，王先生通过妻子的微信聊天记录了解到此事。2018年9月29日晚上，王先生、李女士、孙立军及其他二人进行了当面对质。孙立军在开始时咬定是“误解”，直到李女士承认二人发生关系之后，孙才承认，并向王先生及李女士道歉。 红星新闻从王先生处获悉，中纪委把他的举报材料转给了北京市纪委，北京市纪委回应王先生称“这个事儿我们查不清。”
在王先生提供的一份疑似他、李女士与孙立军的交谈录音中，疑似孙立军的声音表示，“我想如果你允许的话，从今天我们（孙立军与李女士）的微信、电话都不要再联系了。我觉得王总作为一个丈夫，是很尊敬你的，他做的是对的。” 红星新闻从录音中听到，疑似孙的声音表示“如果某某老师（李女士）说我跟她上床，我现在站起来，我就承认。”并表示，“真诚地道歉。” 2019年11月12日下午，红星新闻记者拨通北京电影学院纪委书记支宏伟电话。对于上述事情，支宏伟一开始表示不知情，随后说，“你跟我说这个情况没法在电话里沟通。我们不能接受对外采访，因为这种情况我不能代表学校。” 法院不公开审理 副校长律师否认“潜规则” 1月14日，该案在北京海淀法院不公开审理，王先生为原告、孙立军为被告、李女士为证人。红星新闻在法院大厅注意到，孙立军本人并未出席本次庭审，但孙立军方有数名证人出席。李女士向红星新闻介绍，证人中的两位是电影项目进行期间曾一起共事过的人。 庭审结束后，孙立军代理律师告诉红星新闻，由于该案件具体内容涉及个人隐私，遂申请了不公开审理，他也不便透露更多细节。孙立军代理律师指出，李女士还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该事件的帖子，对孙立军的名誉产生了不利影响，现已删除。 孙立军代理律师强调，自己的当事人（孙立军）没有与李女士发生性关系。 同日，王先生代理律师赵永煊告诉红星新闻，在庭审现场，孙立军方提供了若干证据，孙立军方的数位证人也提供了若干证言，但这些均不能直接证明孙立军未与李女士发生关系。 “他们有证人提到，电影录制期间，相关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骑行较长距离、时间，加之孙立军本身已经50余岁，从身体情况上看，晚上没有‘精力’再与李女士发生性关系。”赵永煊告诉红星新闻，该证人的证言并不能直接证明孙立军未与李女士发生关系，缺乏说服力，而王先生这边提供的证据则是孙立军与李女士聊天记录及相关录音，“从逻辑上，我们的证据能直接推导二人曾发生过性关系的事实。” 据悉，该案未当庭宣判。 对于1月14日庭审情况及李女士所描述的内容，红星新闻记者再次拨打孙立军手机、座机以盼求证，但始终无人接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