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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火燎原撷英|红日照陕甘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采集侠 人气: 发布时间:2020-05-26
摘要:星火燎原撷英|红日照陕甘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唯一完整保存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完成战略转移,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后来全国抗战爆发后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本文作者习仲勋当时是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是全程参与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亲历者。这篇文章以简洁朴素的语言、客观细致的笔触,追忆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历程,深情回顾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难忘岁月,为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生动教材。

星火燎原撷英|红日照陕甘

借火(油画) 刘宇一作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战略转移,长征到达陕北。从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迅速克服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造成的危机,扭转了局势,使陕甘根据地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当时,我作为陕甘边区的负责人之一,有幸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多次聆听他的教诲。这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保留下的最后一个根据地。毛主席到达陕北前,陕北的革命斗争几经起伏。早在大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陕西各地就曾经出现过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士兵运动和学生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坚持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反帝同盟军和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陕、甘两省交界的照金创立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我于1932年春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失败后转到照金。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什么“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老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等等,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杜衡则借故私自离开部队。当我军进到蓝田时,被敌人重兵包围,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而杜衡这个胆小鬼不久也被捕投敌,做了叛徒。1933年8月,我们在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开会,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右倾失败主义情绪,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拉起队伍再干。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1934年冬到1935年春,我们分别建立和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淳化、耀县,东至延安、延长,西达陇东的合水、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权。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1934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川永坪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惠子俊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刘志丹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1935年5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不幸,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影响到陕北。他们不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土地和牛羊,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我们纠正一些人领导赤卫队侵犯贫、中农利益的违法乱纪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我们同杨虎城有联系,是“秘密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我们“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我们是“右派”,诬蔑刘志丹同志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敌人乘机大举进攻,陕甘根据地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和恐惧;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的群众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我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大搞逼供信,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看守人员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党中央派的先遣联络员带来了令人无比高兴的喜讯:毛主席来了!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的吴旗镇,他立即向群众和地方干部进行调查。当时陕甘边特委的龚逢春同志去迎接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胜利发展的情况,又汇报了当时乱搞“肃反”,把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的干部抓起来的问题。毛主席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我们这一百多个幸存者被释放了。毛主席挽救了陕甘红区的党,也挽救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局面。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在直罗镇歼敌一○九师和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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