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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2019年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两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目前，患者已在北京市朝阳相关医疗机构得到妥善救治，相关防控措施已落实。 对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来说，鼠疫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得益于日益进步的医学技术和完善的卫生制度，鼠疫几近消失于我们的生活。更重要的是，随着科学素养的提高，我们可以理性、冷静地对待突然出现的鼠疫个体病例。19世纪末20世纪初，鼠疫也曾发生，中国、日本、印度、非洲、夏威夷等国家和地区均有鼠疫的规模性流行，彼时却是另一种状况。 从事东亚社会经济史、疫病医疗史研究的日本学者饭岛涉，在其著作《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中，介绍了鼠疫在落后的卫生条件、混乱的卫生管理制度下，以及人类国际贸易史里的暴发和流行。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急性传染病。腺鼠疫是由老鼠等啮齿类动物身上附着的跳蚤等通过吸食人的血液，将鼠疫杆菌传入人的体内而引发的疾病。而肺鼠疫通过飞沫也能传染。”饭岛涉在《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中写道。 人类是大自然生物链条中的一环，鼠疫的发生本是一起自然事件。可它一旦流行，便会成为需要控制的社会事件，而人类的某些活动则是促使它流行的催化剂。饭岛涉在书中介绍，腺鼠疫一度被认为是云南一带的地方病，可在19世纪后期，广东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腺鼠疫，这与人们涌入云南大肆开发不无相关。当时鸦片交易活跃，而云南是重要的鸦片种植地，广东则是鸦片流通地。 不只是鼠疫和鸦片贸易，某种意义上，人类发现世界的过程，也是一些传染病国际化的过程。病菌寄生于人类，借助人的流动，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1777年库克船长‘发现’夏威夷时，夏威夷的人口约有30万人。但因遭受麻疹、结核、霍乱、性病等由欧洲人带入的疫病的侵袭，至1872年，人口骤降至6万人左右。”饭岛涉写道。 为了补充劳动力，大量的中国人和日本人被带到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里。在远离故土的太平洋岛屿上，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1899年12月12日，中国人在当地经营的商店永和泰的一位中国店员被发现患上鼠疫，其感染的媒介应该是贸易输入的商品。 “夏威夷当局随即采取了行动，实施交通封锁，焚烧患者房屋(1900年1月)，撤离唐人街全部的中国人、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同中国人杂居)以及原住民，将其收容到加利非隔离所，与此同时还在佩雷塔尼亚街的卡纳卡修道院设置临时消毒所，对衣服、家具进行消毒，并对居民实施了冷水浴消毒。”《鼠疫与近代中国：卫生的制度化和社会变迁》中介绍。 夏威夷以焚烧唐人街房屋作为防治鼠疫的对策也被认为是一种种族偏见，当时“火奴鲁鲁市一些上流社会的白人商业家门企图乘着极端纷乱骚扰的机会，将日清两国的商人赶尽杀绝”。在这场以防治鼠疫为名义的焚烧计划实施时，意外地遭遇大风，火势蔓延整条唐人街，“许多中国人、日本人因此无家可归”。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人类国际贸易史上的重要时间段，但却缺乏相应的卫生管理，尤其是消毒措施，这也让传染病的传播有机可乘。当时日本腺鼠疫流行，便有调查研究者认为它是通过输入神户港的棉花和稻谷从科伦坡、新加坡等地传入的。这些被堆放在船只上并需要经过漫长的航海才能到达目的地的货物里，可能携带被病菌感染的跳蚤。饭岛涉将这场鼠疫称为象征当时产业贸易结构的传染病，因为棉纺织业是近代日本的基础产业，其需要的原材料棉花需要大量进口。 当人们意识到商品贸易是传染病传播的一大渠道时，便从港口入手实行检疫措施，希望阻止病菌的入侵，比如检查入港船只，以及码头的工人及其家属等。此外，还积极组织治疗。1899年，非洲东海岸毛里求斯群岛的伯特鲁伊斯也出现腺鼠疫，当地华侨社会广东帮的领袖邓云便设立了鼠疫医院，进行应对。当时的防控措施和治疗技术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人们也曾尽其所能，试图控制和消除鼠疫。 不难想象，那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