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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他和同伴们就尝到了失败的苦涩。1962年3月21日，中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弹道导弹“东风二号”起飞后很快失控，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仅300米的戈壁中。孙家栋现场目睹了失败一幕，痛苦不堪。通过分析，发现此次失败是由一根导线断开导致的，这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质量就是一切”。 1967年，由钱学森亲自点将，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负责人。从事9年导弹研究之后，孙家栋适应祖国的需要，进军航天领域，开启长达半个世纪的卫星之路。这是他科研生涯的第二次转型。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从戈壁大漠腾空而起，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中国成为了当时世界上第5个用自制火箭发射国产卫星的国家。孙家栋带领团队树立起中国航天发展的一座丰碑。 以“东方红一号”为新的起点，孙家栋领衔团队研制发射了风云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虽然也经历了一些失败，但是他总能带领团队查找原因、总结教训后最终成功完成任务。 2004年，中国探月工程启动，时年75岁的孙家栋披挂出征，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当时，有些人对此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职业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对此的解释很简单：没有个人荣辱，只有国家需要。2007年11月5日，远在38万公里之外的“嫦娥一号”成功环绕月球的那一刻，在欢呼的人群中，孙家栋轻轻地转过身，擦去了脸颊上喜悦的泪水。这一幕通过电视镜头转播出去，无数观众为之动容。 (张保淑) 黄旭华：一起深潜 黄旭华出生于1926年3月，广东揭阳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719所名誉所长、原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隐姓埋名几十年，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和“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在某次深潜试验中，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作为总设计师亲自随产品深潜到极限，留下了中国核潜艇发展史上一段佳话，树立了一座丰碑。 俄罗斯在发射载人飞船时，有一项仪式令人印象深刻。航天员进入飞船前，飞船总设计师会在任务书上签名并告诉航天员：“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去。” 中国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有所不同。当中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开展深潜试验时，黄旭华说的是：“我和你们一起去。”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401艇”下水。4年后的建军节，它被命名为“长征1号”交付给海军。随后10余年，科研人员在后续型号上不断改进。1988年初，“404艇”来到南海，准备向“极限深潜”的目标冲刺。 黄旭华对准备工作的要求细致而严格。例如，他要求在核潜艇的通海阀门、蒸汽管等八大系统关键部位都挂上牌子，注明该设备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怎样、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置、由哪位艇员操作、谁负责监控、总体建造厂的维修负责人是谁等，让所有信息一目了然。 虽然准备得很周全，参试人员仍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大考”当前，艇长王福山邀请黄旭华上艇，帮大家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 黄旭华的动员出人意料，他说：“作为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我对核潜艇的感情就像父亲对孩子一样，不仅疼爱，而且相信它的质量是过硬的。我要跟你们一起下去深潜。” 总设计师的职责里并没有亲自参与深潜这一项，世界上更是没有先例。此时已经60多岁的黄旭华做出如此决定，让人们大为惊讶，许多人都来劝他。 黄旭华很坚决。他诚恳地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我现在认知水平的问题，而且万一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判断和处置。” 这次深潜试验取得成功并产生了两个效果，一是“404艇”成为中国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的定型艇；二是从此以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成为了一项传统。 (付毅飞) 屠呦呦：当代“神农” 屠呦呦生于1930年12月，浙江宁波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她60多年致力于中医药研究实践，带领团队研究发现了青蒿素，解决了抗疟治疗失效难题，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重要贡献。1972年7月，北京东直门医院住进了一批特殊的“病人”，其中就有“523”项目“抗疟中草药研究”课题组组长屠呦呦——这批科研人员是去当“小白鼠”试药的。 抗疟药的研究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赛跑。此前，屠呦呦带领的课题组已经筛选出了对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它被称作第191号样品——此前的190次实验都失败了。 要深入临床研究，就必须先制备大量青蒿乙醚提取物。“(那个时候)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药厂也都停了，根本没有谁能配合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只能(用)土法。”屠呦呦说。 所谓土法，就是用7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大量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 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当时设备简陋，没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胀，还出现了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症状，屠呦呦也得上了中毒性肝炎。 她的老伴李廷钊记得，那段时间妻子整天泡在实验室，回家后满身都是酒精味。“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前院长张伯礼说。 尽管有了乙醚中性提取物，但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药理人员认为，只有确证安全性后才能用于临床。 屠呦呦很着急。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性，一旦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就要再等上一年。于是，她干脆向领导提交了志愿试药的报告。在报告中，她说：“我是组长，我有责任第一个试药！” 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在医院严密监控下进行了一周的试药观察，未发现该提取物对人体有明显毒副作用。当年8月—10月，屠呦呦亲自携药，去往海南昌江虐区救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