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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识主义》著作中，讲述了美国政治、宗教和教育中反智主义的根源。他谈到“从我们的历史开始，我们的民主和民粹主义的冲动就驱使我们拒绝任何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东西。” 在郑永年看来，当前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占比缩小，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社交媒体兴起（反智言论在自媒体上大行其道）等，进一步助长了社会中非理性、反科学的倾向。 一些美国公众在科学常识上的缺乏，也就让特朗普的反科学言行有了他的受众基础。某种程度上，特朗普当初胜选，与其成功将自己塑造成普通人，与知识精英划清界限有很大关系。 早在当选总统前，特朗普就曾公开质疑科学，还暗示气候变化是一个骗局。在内华达州共和党初选中赢得高中或以下教育水平的人当中57%的票数之后，特朗普更是直接宣告，“我热爱教育程度低的人”。 《纽约时报》2019年底刊发报道指出，此前三年，科学在美国联邦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不断被弱化，政治官僚叫停研究项目、削弱科学家影响力，有时还施压研究人员“别乱说话”。 “今年特朗普的反科学言行实际上是他过往一贯态度的延续，有着相当的受众基础，只不过在疫情下进一步催化。”专家表示。 刁大明分析，一方面特朗普为了连任竞选，寻求“亮眼”的经济和就业数据，重启经济成了当务之急，秉持科学态度和社会良知呼吁加强防控的科学家，自然就成了白宫的“眼中钉”；另一方面，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也同支持他的选民基本盘有关。“既然共和党面对大量的反智主义选民，对科学常识没有那么尊重、希望能够尽快重启经济，那么特朗普敢于肆无忌惮表现出无知和莽撞的一面，也就可以理解了。” “实际上，美国社会中科学的力量和反智的力量都有，特朗普只不过为了竞选的政治利益和迎合自身的选民基础，很多时候选择了发动支持他的那一部分非理性的力量，放大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才会频频出现反科学言行。”郑永年说。 科学在现代社会中该处于何种位置？ 国家、社会是复杂的、带有多种面向的，既有理性科学的一面，也有非理性、反科学的一面存在。 应该说，美国就是一个这样有多种面向的典型国家，一些政客和民众存在反智主义倾向，但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的力量也很强大。另一方面，科学本身也是包含着非理性因素，“绝对真理的科学并不存在”，对事物的认识在变化，对科学本身的认识也在变化。 但不管社会面向如何不同、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如何变化，受访专家均认为，秉持科学理性态度，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必需，特别是在遇到疫情等急需专业知识去应对的重大危机时，更应如此。 “如果特朗普政府一开始就重视疫情，采纳世卫组织、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专业人士的防控建议，相信美国疫情会比现在好很多。”刁大明说，各国战疫成绩清晰表明，是不是遵循科学意见，防控效果差别很大。 郑永年认为，世界各国抗疫成绩不一的因素有很多，但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 “相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东亚社会的抗疫很显然是比较成功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政府在抗疫过程中，能够实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郑永年表示，东亚各国政府在诊断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往往不会去诉诸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而是诉诸科学的理性和逻辑。 反过来，政治过度而科学不足是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抗疫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任何国家，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也不可或缺。但如果政治凌驾了科学，就很难找到有效的方法去挽救老百姓的生命。恢复经济活动也并非没有道理，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逐步开放，如何达成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平衡？ “从这次疫情可以看出：反科学才是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那些认真对待科学，以科学为依据作出迅速反应的国家，目前疫情防控大体成功。而那些没有认真对待科学，反应缓慢、犹豫不决、掉以轻心，不把科学家的警告当回事的国家都还在疫情中挣扎。”理查德·霍顿说，这场大流行病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就是，我们需要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科学，而政治领导人在作出决定时，一定要充分认识到科学的价值和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