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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形势判断，我们既要对本次疫情不会从根本上影响我国的整体安全抱持信心，也必须以此为契机深入思考确保国家总体安全的法治建设，并形成一些新的战略判断。第一，法治建设要学会与相对性和差异化共存。法治是标尺，但追求的是动态平衡与相对统一。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是一个在各种变量和互动关系中保持确定性与稳定性的能力，这种能力的供给离开法律的统一、稳定、公开、公平无法获得，但也看到在国内外利益格局复杂，价值观念多元，生活方式迥异的背景下法治建设本身不能绝对的整齐划一。法治是确保世界在信念相左的情况下行动一致的根本稳定性力量，因此它本身是有弹性的，是保持反思理性的。第二，法治建设要学会处理非常规和超常规问题，要培养处理非常规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能力。法治追求常态与规范，但社会发展往往以超常规的突变方式进行，甚至是在若干连续突变中才能保持稳定的趋势。21世纪的国家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的非常规思维和超常规思维之上，经济发展、技术革新、公共治理往往都需要挑战既有范式，革新传统做法，淘汰既往成规，我们的法律不能仅仅发挥保守的力量，也需要学会在不确定、路径锁定、范式僵化的条件下进行制度创新，通过法律发挥回应乃至引领的功能。这次疫情所面对的国家安全维护所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依法治国处理常规问题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能力还不足以应对复杂性与变异性问题，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合理平衡各种利益，如何坚持应激性与合法性的统一，如何超常规解决例外状态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将抽象原则与具体决断进行合理诠释、对应和结合，我们的法治能力还需要有更多的提升。例如，在应对疫情的行政组织法设计中，如何通过法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治理框架，确保沟通、协调、合作乃至培育各自裁量应变的反思理性，这需要我们突破传统古典行政组织法所预设的层级行政要求，实现法律对地方政府临机决断与中央政府有效调控有机结合的保障。第三，法治建设要兼顾国内和国际，当下需要增强运用法律进行涉外交往、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能力，通过法律实践和制度弘扬传播中国价值观，有力维护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在应对全球疫情的挑战中，要运用法律回应无礼挑衅，要将争议转化为法律技术和程序，在世界公共理性平台上运用规则加以解决，同时要逐步将中国抗击疫情背后治理国家的价值观、经验和技术通过法律实践沉淀为国际惯例和规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