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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在中医治疗的“临床治疗期”推荐了通用方剂“清肺排毒汤”，并分别对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和恢复期从临床表现、推荐处方及剂量、服用方法三个方面予以说明。同时，方案增加了适用于重型、危重型的中成药（包括中药注射剂）的具体用法。 在武汉，“清肺排毒汤”被配送至江汉区、江岸区、硚口区部分社区隔离点，以及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体育馆等方舱医院和相关定点医院。在全国，不少省份已将该方确定为省内备案制剂，四川省已将其纳入医保。 “中医治疗的原则是治病求因，辨证论治。治病求因就是知道病因，抓住主要问题进行治疗；辨证论治，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不同地域和气候，用不同方法进行加减。因为是寒湿疫，所以治疗是以温肺驱寒、健脾利湿为主。‘清肺排毒汤’，就是基于此认知来推荐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所长刘剑锋介绍。 在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患者除了国家指导的“统方”外，对合适的患者，尤其是轻症中症状偏重的患者，医生们运用中医理论体系辨证施治，对症对人开具药方。 抗疫战场，中医从未缺位 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中医和疫病的抗争从没有停止过。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 “中国古人非常重视传染病。”《中国疫病史鉴》主笔梁峻介绍，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创作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伤寒杂病论》，晋朝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在世界医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以狂犬脑治狂犬病的免疫疗法。其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 2018年，美国人威廉·麦克尼尔撰写出版了《瘟疫与人》一书。书中，麦克尼尔谈到了一个令他十分迷惑的现象——中国清代瘟疫高频率流行，人口却出现激增，清中期突破一亿，末期达到三亿，而同时期的欧洲总人口才一亿五千万，而且是低度增长。这其中，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中医的贡献功不可没，尤其与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的推广有关。 曾经肆虐人类的天花，198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在全世界彻底消灭。人类医学史上的这一伟大成就，缘于中西医早期的一次碰撞：中医人痘接种术的实践运用与西医人的科学实验精神。 中国人最早预防的方法是接种天花，让未曾发痘的小儿穿上天花患儿的内衣，或将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的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接种术发现后，大大降低了中国天花病的死亡率。 中医人痘接种术于18世纪流传国外，启发英国医生詹纳发明了“牛痘”来代替“人痘”。后来，牛痘接种术又传向世界各地。今天，由当初牛痘发展起来的疫苗技术已成为现代医学对付瘟疫最有效的方法。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屡建奇功。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暴发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在疫情紧迫的情况下，政府派去了中医名家蒲辅周。蒲老结合中医理论及实际情况，采用有针对性的中医治疗方案，使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明朝末年的中医名家吴又可在创作《瘟疫论》时肯定没有想到：他为防治传染病所开的一剂药方，在360年后的2003年，又被现代人用来应对一种全新的传染病——SARS。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在《肘后备急方》等中医药古典文献中获取灵感，发现了青蒿素，开创了疟疾治疗新方法，惠及全球数亿人。 在人类历史上，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几乎每一次瘟疫，都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而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国之所以人口众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中医药守护着中国人的健康。 “几千年抗击瘟疫的历史，为中医治疗疫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抗击疫病的战场上，中医药从未缺位。”刘清泉说。 当前抗击新冠肺炎的战役中，国家层面制定了中西医联合救治新冠肺炎的会诊制度。刘清泉说，不要去比较中医、西医到底谁好谁坏，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的指导理念略有差异，综合在一起就能够加速病人痊愈。 自古至今，疫病都是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头号大敌。凝聚着东方古老民族智慧的中医与体现着现代人类科技智慧的西医，都是人类的守护神。抗击新冠肺炎的战斗仍在继续，西医正在探寻病源并努力发明疫苗，中医也在展其所长、持续发力。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中西医联手，这场仗，我们一定能打赢。 原标题:中医抗疫 传承数千年民族智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