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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飞机顺利返程，大家悬着的心才真正放下来。那天恰巧是固定翼飞机队队长的生日。队友们用雪做了一个蛋糕，但由于飞行时间长，等凯旋时，雪蛋糕早已冻成了冰蛋糕。“我们还是强迫他咬了一口。尽管队长直呼‘牙都要被硌掉了’，但我们知道他心里乐开了花，因为这次飞行标志着我国南极考察正式迈入陆海空立体考察的新纪元，这是每个中国人的骄傲。” 程绪宇说。 程绪宇还想起一件趣事。南极自然环境恶劣，住宿条件有限，固定翼飞机队的队员住在改装的集装箱。但有时不够住，队长就主动把住舱让给其他队员，自己在外面住帐篷。遇上恶劣天气，大雪有可能一晚上就把帐篷埋掉了。“那几天的早晨，队长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对讲机吼大家赶紧起床，把他挖出来。” “南极科考确实辛苦，但也充满了乐趣。”工作之余，考察队员会开展马拉松、皮划艇、雪上足球等比赛，程绪宇和喜欢音乐的朋友组建了一支小乐队，还曾和队友制作了一张音乐专辑。“南极事业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年轻人会采用更多元方式来推动行业进步。人们以前通过文字和图片认识南极，现在年轻队员把无人机带到了现场，直接进行视频剪辑，用更好更快的新媒体手段讲述南极故事。”程绪宇说。 因为参加南极科考，程绪宇没能见证外甥果果的出生，他写了两封寄给未来的信：“虽然你还是襁褓中的小婴儿，无法看书识字，但我还是想给你写一封信，也许将来有一天你想听一听关于南极的故事。”在信里，他用诗一般的优美文字给亲人讲述了南极的见闻，祝愿果果“心灵像南极的冰雪一样永远纯洁”。 “恶劣的自然环境并不可怕，远离家人带来的思念才让人难以忍受。但每一名南极队友都是抛家舍业、远渡重洋。有的人无法迎接孩子的出生，有的人无法见病重的父亲最后一面，只能将深深的思念和愧疚埋在心底……但就是有了一代代人的无私奉献，南极事业才有今天的成就。” 程绪宇说。 程绪宇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细节：“有一年南极科考，我较早到达中山站，那时候站里只有18名越冬队员。因为有接近一年时间没有见到人类的新鲜面孔了，看到我们，他们激动坏了，就拿出最好的食物来招待我们，比如‘放了一年的鸡蛋’。我吃了一口，真的非常难吃，但是心里特别感动。大家愿意在世界尽头相依为命、苦中作乐，因为心中有梦，一个建设科考强国的梦。” 在险象环生的南极大陆跋涉60天是怎样的体验？ 中国极地研究中心内陆工程师王焘今年31岁，却已经六进南极，进行内陆考察5次，在中山站越冬1次，担任过昆仑站副站长、中山站后勤班长等职务。 2017年奔赴南极科考时，儿子只有6个月。等再回到家时，儿子已经两岁多了。十几个月，王焘和家人只能通过电话和网络视频缓解思念的心情。 “这种情况在科考队里很常见，我这不算什么。” 王焘说。 南极内陆队队员需要把燃料、物资、科研设备等从中山站运输到我国首个南极内陆考察站昆仑站。往返近60天，每天开10个多小时的重型雪地车。南极内陆地区被称为“生命禁区”，昆仑站所在区域年平均温度达零下56摄氏度，还有缺氧、低压等严酷考验。 机械专业出身的王焘，就担任过多次内陆驾驶员。“队长带我开第一辆车，需要探索陌生的路线，还要时刻为后面的车引路。白茫茫的大地，肆虐的风雪，遍布的冰裂隙，我的神经必须高度紧张，松懈一秒就可能人车俱毁。”王焘说，最害怕的是车辆出问题。雪地车如果在野外发生故障，队员要第一时间抢修。“修车会用到一些精细的工具，人不可以戴厚的手套，基本都会被冻伤。但是为了不耽误任务进度，根本顾不了这些，不吃不喝，最长一次维修能达到十几个小时。” 抵达昆仑站后，王焘和队员们会争分夺秒地干活，为科学研究提供一些后勤保障。南极现场作业的挑战之一是不确定性，本来计划两天的工期，一旦遇上恶劣天气，可能会被拖成5天。“所以我们都是能工作的时候抓紧做。我亲眼见过一位队友被冻哭了，但是他擦了眼泪接着干。大家心里都有一股劲，必须按时、按量完成任务。” “科考队员之间的情谊都很深。就拿内陆队来说，一旦踏上驶入内陆的征程，这20多个人就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只有团结友爱，互相扶持，才能闯过难关。没有利益纠葛，人容易敞开心扉。”王焘始终记得有一次内陆队行进中遇到了车辆故障，本来只需要机械师修理，却没想到全体队员都出舱陪着他们。“他们是没有义务帮我们修车的，舱里面既暖和又舒服，但是大家都围过来，甚至都抢着拧螺丝，就想帮上忙，让机械师们早点干完，能够吃口饭。” 最让王焘难忘的，是在中山站越冬的经历。“越冬很苦，人要承受漫长极夜带来的压抑感和寥寥数人的孤单感，但是一想到责任，都没有一句怨言。”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极地科考，而一旦加入，就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气质，是什么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老队员从来不是嘴上跟你吹得天花乱坠，就是干给你看。他们那种对国家炽热的感情和付出一切的拼搏劲头，对年轻人都是极大的震撼和感染。” 王焘说。（记者 刘诗瑶 余建斌 高石 刘维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