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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程昕明 发于2019.7.29总第909期《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职业教育之“大”，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建成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据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的最新数据，中国现有中等职业院校10340所，高等职业院校1423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初步建立”。 大而不强、多而不精，是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后新的痛点。尽管已经分别占据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但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职业教育仍是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 职业教育如何破局，仍是一道典型的中国式发展难题。 “国家着急了” “国家极为重视职业教育。然而，作为产业主体的企业并不愿意参与，作为学习者的个体也不愿意接受。这是长期困扰职业教育发展且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徐国庆说。 事实上，在决策者看来，职业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教育问题，它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一度尝试“以职养职”，将职业教育从行业、企业中剥离出去，走市场化路线。事实证明，这样的政策选择导致了中职教育的迅速滑坡，以及随之而来的“技工荒”。 2002年~2005年，国家史无前例地连续三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会议。在2005年的会议上，时任总理温家宝宣布“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对职业教育投入100亿，拉开了国家对职业教育大规模投入的序幕。 “你把这些年的政策连在一起看，就会发现对于职业教育这个薄弱环节，国家着急了。在普及了义务教育之后，教育投入的增量是优先发展学前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实际上，迫于经济的需求，还是选择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然后再补学前教育的短板。”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和震教授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道。 在和震看来，发展职业教育是一条被发达国家印证过的路径。他说，“但凡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中期，经济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就会急剧提升，职业教育的价值也会被广泛认可。” 作为研究者，和震一直很忌讳使用“平民教育”“差生教育”等概念，反对给教育和人贴标签。“不能说某种教育适合某种人，职业教育类型化的核心是课程性质的不同。与普通教育相比，它确实存在不同，但也是不可替代的。” 这种不可替代性是双向的：既满足社会对职业技能人才的需要，也丰富了个体选择——尽管有一些是被动选择。更重要的是，职业教育为平民阶层、弱势群体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保障。据悉，中国职业院校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普通家庭。 和震认为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非常值得而且合算，既提高了国民素质，又避免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他觉得职业教育的“政治正确”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有分析认为，除了以“示范校”“优质校”为代表的10%，职业院校剩下的90%日子都不好过。 日前，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东部某省教育厅一位副厅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职教育“严重营养不良”，高职教育则“长期处于亚健康”。 严重营养不良，指的是基本办学条件太差。这位副厅长说，“中小学有个教室有块黑板有个好老师就行了，但是职业教育不行，它需要实训，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职业教育就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还处在一个欠发达阶段。” 无独有偶，中部某省的一位教育厅副厅长在现场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中职教育基础不牢，职教体系就会地动山摇。” 生源、经费、深造通道是他关注的三大问题。 官方数据显示，近年来中职招生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占高中阶段招生总量的比例维持在40%左右，原先大体相当的“职普比例”正在逐渐失衡。中职教育的蛋糕越做越小。 高职院校的资金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与普通高校数量相当，但是2018年全国12013亿的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中，高职院校只有2150亿元，仅相当于总额的一个零头。 职业教育地位低、资金少，还要承受普通教育畸形发展带来的恶果。 “本科教育重病缠身。”上述东部某省教育厅副厅长在分析职业教育困境时表示，“二十年前，中国的本科教育包括大中专教育都是精英教育。1999年高考扩招后，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培养模式还是过去的精英教育模式。社会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型，可是我们的本科教育占那么大的比例，分布结构严重错位。” 一个引人关注的新趋势是，一些无法就业的本科毕业生甚至到高职、中职“回炉再造”。“这些普通本科高校的毕业生高不成低不就，想当白领没有那么多岗位，想当蓝领又没有那个技术。”这位副厅长说。 2014年开始，国家多次提到要试点地方普通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变，让高等职业教育这个“龙头”更有吸引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本科院校对此并不积极。相反，各类高职院校对“升本”充满了热情，一心想“去职业化”。 2015年，时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就曾公开表态，“原则上中职不升为高职，高职不升为本科。”根据产业、行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国家希望保持与之相适应的、稳定的中、高职结构，希望各学校“各安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在各自的定位上潜心办学”。 今年6月初，首批15家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职业大学”，但变的是名字，不变的是“职业”属性。据悉，这15家高职无一例外都是民办高校，且升格后，校名都保留了“职业”二字。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重申，“高职专科不会再有一所(通过)升格为本科(去职业化)，这条路走不通了。” 同时，孙尧还代表教育部表态，全国1200多所普通教育本科高校，除了以“双一流”为代表的研究型高校，剩下至少有一半应该向“专业能力和技能导向”的应用型本科转变。 “企业是用户，是上帝” “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天然地要与企业紧密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也成为职业教育的重要特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形成了“政府主导、学校本位、企业缺位”的尴尬局面。 2019年4月，发改委、教育部联合印发《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实施办法(试行)》。该《办法》称，进入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的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教育部同时还公布了24家“先期重点建设培育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议名单”。 教育部副部长孙尧在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场会上强调，“如果学生是我们的产品，企业就是我们的用户，是我们的上帝。一定要动脑筋，想办法把企业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感兴趣，愿意合作。” 不难看出，政府迫切希望通过政策的引导，改变校企合作“一头冷一头热”的现状。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加快产教融合，仅靠一些示范企业远远不够，应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 事实上，以法律形式保障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中企业的地位和利益也提了很多年，但《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工作却迟迟未能落地。据悉，诞生于1996年的这部法律更多带有“宣示性”，但规定性、约束性不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