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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组由加拿大学者迪斯兰兹和克劳蒂亚对15岁左右儿童的研究数据则显示，学生普遍认为家长参与是一项十分“私人”的活动，不应该过多地与学校日常教学活动相联系：有60%的学生希望家长能够陪伴他们的阅读，86%的学生希望家长能够为他们正在从事的爱好出主意，71%的学生希望家长能够与他们讨论电视节目；与之相对的是，仅有33%的学生希望家长参与到他的与学习相关的事务中。 当然，家长参与只是家庭教育的一个侧面，在教育资源供给、内容规划、教养方式选择、亲子关系构建和树立正确榜样等诸多方面，绝大部分家长当前能够为孩子提供的支持与真正实现“家庭教育为主体的全人教育系统”之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厅长陈根芳的一席发言提到了家长在教育的与时俱进方面表现出的不足，他认为：“现在教育对象基本属于95后、00后甚至10后，他们学习的方法和途径、拥有知识和信息的质和量超越了上辈；他们的痛点、痒点、兴趣点、吐槽点分布在哪里，跟上一代有巨大差异。我们应该承认，代际对立与冲突已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几代人之间。” “变革”刚刚起步 2016年，中国青少年儿童发展中心在人民网上发布《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构建与推进策略研究》，分析了我国家庭教育体系中存在的七大问题，其中一项重要问题就是对家庭教育组织的相关指导和服务水平专业化程度不足，无法为家长提供与当前时代同步的教育指导。而一项由香港中文大学Esther Ho Sui-Chu教授等人实施的研究也发现，学校教育系统能够为家庭教育提供的支持十分有限，好学校并不一定能够为家庭教育带来更好地帮助。 针对家长家庭教育支持方面的系统性缺失，全国妇联、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指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将“基本建成适应城乡发展、满足家长和儿童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目标。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有多个国家正在尝试建立这样一种家庭教育支持系统，为提升家长教育能力提供多样化的指导。例如美国全国家长教师协会制订的《家长/家庭参与教育计划国家标准》中包含了六方面的评价项目。此外，还有英国的“学习支持助手”项目，通过招募家长成为教学协助人员以帮助家长积累家庭教育经验。1999年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家庭教育手册”，从“家庭是什么”“家教”“同情心”“个性与理想”“游戏”5个方面，帮助家长更好地在了解孩子的同时，也了解自己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这些举措均从不同方面设法为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提供支持。 家长还可以从“典型家庭学校模式”“兴趣主导的家庭学校模式”“夏洛特·梅森家庭学校模式”“蒙特梭利模式”“放松/折衷式家庭教育模式”“华德福模式”，以及起源于哈佛大学“零点计划”的“多元智能模式”等不同模式中选择合适的家庭教育模型，组织子女开展相关学习活动。例如英国著名教育家夏洛特·梅森被誉为“家庭学校”创始人、“家庭教育之母”，她在其著作《夏洛特·梅森家庭教育经典》中就“父母在孩子教育中的角色”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强调“实施教育前，唤醒父母内在的教育本能”“加强外部联系，给孩子创造开放的家庭环境”“父母要正确行使手中的家长权力”等，这些优秀的经验为我国建立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推动“提升家庭教育能力”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争取专门经费支持，通过家委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形成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专业支持体系，刻不容缓！ 抗疫即将结束，“变革”刚刚起步。在一段时间内疫情打破了家庭教育的舒适区，迫使学校从教育中淡出，而家庭教育从幕后走到台前，让学生成长更多地变成监护人和学生自己的事情。虽然疫情期间家庭教育为主导的责任体系是无奈之下的应对举措，但已经留下了未来教育的基因。 (刘坚为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刘启蒙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教师) 编者：我们希望这里是真正的圆桌会议，尽量接近理性，尽量远离口水，尽量富于建设性，谈论那些从胎教开始就争论不休的教育问题。为此，我们拉出一张“教育圆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