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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在刚开始接受组织谈话时已经承认了违纪违法事实，但没过多久事情发生了反转。”办理该案的调查组干部介绍，首次谈话结束后，吴俊回家让妻子刘某与行贿人高某联系，欲以借款名义将收受的4万余元人民币退还给高某。 之后，吴俊推翻供词，坚称钱是自己向高某借的，并先后编造钱款为“朋友借给其买车的”“不知道钱哪里来的”“头昏记不起来”等虚假理由，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最终，吴俊因拒绝接受组织挽救、对抗组织审查，从走读式谈话变成了留置审查。同时，在铁证面前，吴俊承认了违法事实，自己也失去了从轻处罚的机会，被双开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拒绝接受组织挽救，类似这样对抗组织调查行为的还大有人在。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记袁菱被人举报后，把行贿老板叫来“模拟对话”，同老板订立攻守同盟；福建省龙岩市冠豸山机场管委会原副主任、连城县政府原党组成员吴大东在面对组织审查时，伪造借条、虚假起诉，企图蒙混过关…… 拒绝接受组织挽救，拒不交代自身问题，试图以一人之力对抗组织调查，在当前反腐高压态势、监督天网之下，无一例外都失去了坦白从宽的机会，受到了党纪国法的严惩。 完成“自我救赎”，回到正确轨道 “被告人蒲波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是否上诉？” “我服从法院判决，不上诉。” 7月18日，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蒲波受贿案。 据了解，1999年至2017年，蒲波利用担任广安市副市长、巴中市市长、四川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德阳市委书记等职务之便，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开发、人事调整上提供帮助，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7126万余元。 根据《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有关条款，受贿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依法最高可判处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可以判处死刑。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蒲波的行为构成受贿罪，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蒲波到案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犯罪事实，积极退缴全部赃款赃物，在庭审中表示认罪认罚，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依法从轻有依据。监察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主动认罪认罚，自动投案，真诚悔罪悔过的，监察机关经领导人员集体研究，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 接受组织挽救、正视自身错误能得到刑罚上的从轻，同时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也能由党纪重处分向轻处分转化。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招贤镇蔬菜村原党支部书记胡某由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第四种形态”向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第三种形态”转化就是一个典型例证。 据介绍，近几年湾里区连续实施了三轮旧城改造，其中在第三轮改造过程中，胡某找人代领了他父亲出于善举捐资修建、归属于集体的道路补偿款，存在弄虚作假、谋取利益、侵占集体资产的错误事实，严重违纪并涉嫌违法犯罪。 区纪委调查组介入调查后，胡某积极配合调查，主动交代自己违纪违法事实，并将不当获取的村道补偿款上缴区财政，用实际行动抓住了组织给予的挽救机会。 “接受组织挽救、交代违法事实、消除不良影响是重处分向轻处分转化的重要依据。”湾里区纪委负责人介绍，综合考虑胡某违纪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时间节点以及胡某表现等因素，决定对胡某进行“第四种形态”向“第三种形态”的转化，给予开除党籍处分，从而达到既严明纪律、又关心爱护的双重目的。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处不是目的，挽救才是根本。有专家表示，反腐败不能指望某一剂猛药或者灵药就能药到病除，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在严格执纪执法的同时，讲政策、讲策略，立足教育、感化，对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挽救，让犯错误的同志及时认识到错误，迷途知返，回到正确的轨道，通过营造反腐败氛围，巩固反腐败成果，方能从根本上消除腐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