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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专家们看来，以改革增质才是关键。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2020年是改革的关键之年，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改革之间存在取舍，核心仍然是通过对外开放、加大创新研发等途径提升效率。特别是，借助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快速增长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应当继续以开放回应孤立主义，实现竞争中性原则，优化营商环境，并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改革开放取得实效，取得更大的中长期的收益，即便未来经济增速换挡、进入“5”时代，也比靠强刺激取得“6”的增长更加健康。“在当前经济已经出现稍微缓和的情况下，还是让子弹再飞一会儿。”赵建指出，保持现在的政策力度先不变，看看这些改善的迹象能不能成为筑底的力量，或者至少可以降低经济下滑的速度，也就是为经济着陆搭建一个梯子或者缓冲垫。这也是对中国经济韧性的一次有耐心的检验。 寻求有效扩大内需的突破口 当前中国经济已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即经济增长不再依赖出口拉动，而是转向内需驱动。为此，去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保持宏观经济平稳运行”。这是2013年12月以来中央层面的会议中再次强调“扩大内需”的表述。在这一年多以来，政府通过多措并举搞活国内市场，刺激国内需求，为消费扩张空间。 但在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看来，目前内需增长仍然面临几个方面的阻力：一是在中小银行去杠杆以及监管环境“保持定力”的宏观环境下，如果逆周期调节力度不明显加码，则社融增长面临放缓的压力；二是2019年下半年以来地产相关政策边际收紧，地产成交与投资增速可能放缓；三是随着个税改革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提振效果自今年四季度开始消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可能边际放缓。梁红判断，即使中美贸易摩擦暂缓，但扩内需政策在2020年年中前也将暂受物价上涨掣肘。 对于内需的疲软，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应通过加快改革释放内需潜力。他提出，首先，应实施竞争中性原则，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国企要真正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来，放开文化、教育、医疗、养老等行业的市场准入，给民企和外资企业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政府采购和补贴对国企、民企、外资企业要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切实支持民企发展。其次，应增强用能、环保、土地等管理弹性，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要素向效率高的企业、行业、地区集中，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再次，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逐步释放出农村约4200万亩集体建设用地，允许城市资本进入农村建设用地市场，一方面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激发农民消费潜力；另一方面也可扩大城市土地供给，降低土地价格，稳定房地产市场。 消费对扩大内需的作用不言而喻。正如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所言：“中国需要扩大消费，如果消费扩大了，产能过剩问题、民营企业困局基本上可以迎刃而解。”然而，数据显示，全球范围内，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一般都在60%~80%，投资的贡献率一般都在20%左右，而我国投资的贡献率在40%左右，消费在50%左右，显然，消费这驾马车还跑得不够快。如何让消费这驾马车跑得快呢？李迅雷认为有三条路径，第一，尽快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第二，还欠账，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让老百姓敢消费；第三，降低居民的买房杠杆率，更多的钱用于消费。 此外，李迅雷还认为应扩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规模，以逐步化解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困局”，如居民消费意愿不足等问题。他强调，即使财政赤字率突破3%的所谓“安全线”，也没有关系。“事实上，目前不少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率早就突破了，也并没有造成财政危机。中国国情不同，各级政府所有的‘资产’包括国企、土地和自然资源，规模巨大。因此，中央政府发国债、加杠杆的空间较大，要实现全社会稳杠杆目标，也需要先行加大中央政府在民生领域的支出力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