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闭关锁国并非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策。毛泽东同志1949年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可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军事企图失败后，长期采取封锁禁运制裁政策，在政治上企图孤立中国，在经济上企图困死中国。封锁禁运是一种阻力，同时也能激发一种反作用力。毛泽东同志豪迈地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全国之力，在30年不到的时间里改变了工业极端落后的面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两弹一星”标志着国防现代化迈出了坚实步伐。在前进和探索中，我们有过错误，但成绩是巨大的。邓小平同志对此作过公正的评价：“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四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三是复兴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存在因果关系的链条。中国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历史的发展会有曲折和挫折，当然也会有跳跃。挫折往往是跳跃前的下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这种曲折后的一次飞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新的飞跃的集结号。它在前30年取得的成就基础上，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踏上了改革开放道路。这是一条富民富国之路，也是强军强国之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发挥巨大作用的仍然是历史的合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群众实践的合力，是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下的合力。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不少领域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 我们仍然面对着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局面，但这阻止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站在新起点上中国的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是顺历史潮流而动，而不是逆潮流背道而行。中国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当然改革开放和自力更生不是对立的。饭碗要端在中国人民手里，我们要掌握核心技术并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改革开放所凝聚的新合力，将更快地推动朝着党中央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定目标前进。 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发展。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的历史是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历史。中国人民对侵略战争带来的灾难有着最为深刻的痛苦记忆。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不是因为我们致力于解决国内发展问题，无暇他顾；也不是因为我们的科技和军事实力还不如某些西方大国，无力争霸；而是因为我们的历史文化中没有扩张的基因，我们的文化是“和”的文化，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而内政则决定于国家制度的本质。我们的国家性质决定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就有专章论及“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明确提出“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成长和发展的历史，是与向外扩张的历史相重叠的。两种制度，两种逻辑，两条发展道路。“国强必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丛林法则，而“和平发展”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法则。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可以看到，从来就没有任何向外扩张的理论，没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理论。西方少数鹰派政治家和精英宣传它们制造的“中国威胁论”“中美必战论”，为制造中国企图与美国争霸和“中国威胁论”寻找历史根据。中国和平发展的历史，戳穿了这个谎言。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平等贸易和友好交往，都显示了作为踏上强国之路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下最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处在这个历史交汇点上的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和平与世界新格局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关系。中美应该建立的是互利共赢的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我们有一千条理由和美国搞好关系，但这不单纯决定于我们。中国有句俗话：一个巴掌拍不响。极限施压必然引起强烈的反作用力量。它只会更加凝聚中国人民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种力量的强度可能出乎始作俑者的意料。 我想起了毛泽东同志在长证途中写的《念奴娇·昆仑》。其中下阕是：“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那可是1935年，是红军最困难的时期。这是何等的世界观、人类观和博大胸怀。 3.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与“治” “制”与“治”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合理性与治理能力、执行能力的关系问题。制与治的矛盾或分裂，往往会导致制度的失败。柳宗元在《封建论》中以周朝与秦朝为例谈到“制”与“治”的得失。柳宗元说：周朝之失，“失在于制，不在于政”；秦朝的郡县制，优于周朝分封制，但在治理上，秦则“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朝的暴政治理，导致二世而亡，“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郡县制度虽适合时代要求，但治理无方，照样不能发挥制度的优越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