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之，16至17世纪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美洲白银产量的一半流入了中国，是中国用商品交换而来，充分展示了明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竞争力；以白银货币化为契机，凭借自身变革的驱动力主动走向并参与塑造了一个“新型”整体的世界，而不是被动纳入一个西方的世界贸易体系。 明朝朝野上下对西方文明持总体开放态度 对嘉靖以后进入中国的西方文明，明廷朝野上下持开放、包容的态度。早期耶稣会士采取适应方式（利玛窦规矩），天主教文化及西方科技知识被大批中国士大夫认可与接受，“一时好异者咸尚之”，公卿以下“咸与晋接”，中西文明呈现总体平和的交流方式。而西方传教士秉承罗马教廷的意旨，强调遵从天主教教规教义，也曾一度引发激烈的冲突，最典型的就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南京教案”。虽然万历皇帝最后做出了驱逐传教士的决定，但主要是驱逐出南京，并没有将其全部逐出中国，中西文化交流没有被人为完全掐断。 从总体上看，明朝对外政策表面上延续了传统封贡体制，但其内涵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明朝对外政策不是内向的，郑和下西洋在印度洋上贯通了陆海丝绸之路，拉开了经济全球化诞生于海上的帷幕。经历经济全球化开端时代西方的干扰，明朝一度闭关，在平定海上侵扰后，重新转向开放。由于内部自身的变革趋向——白银货币化的推动，中国人开始主动走向海外，隆庆开海政策大大释放了这一需求。晚明中国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开端相联系，明人由此参与了塑造“新型”世界贸易体系的进程，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强大的国力使得殖民者尚无力对中国展开有效的殖民活动。 （责编： 王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