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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胜：为了应对疫情，有些药物和疫苗的研制都在加速。超常规地做一些事情，显然承担的风险是更大的。这就类似加速开车，什么事都不出，那是运气好，也相对比较罕见。多数情况下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出了问题就是负面作用。 主要是安全性的考量，是否会有不可控的毒副作用。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安全性一般先在少量的健康人群中做，假如有的人比较激进，直接上大人群做有效性研究，如果药有很大的毒副怎么办，谁来负责？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积极投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研发中。受访者供图 研发：开发新药是眼光更长远的方式 新京报：现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怎么看一些治疗型药物的作用？ 丁胜：保护健康人群和治疗患者，这是疫苗和治疗型药物不同的目的。 关于新冠的潜在特效药，最近一两周才看到一些相关的临床试验结果，但不是一个确定的研究结果。多数我们认为有合理性的、值得在临床验证的对抗新冠肺炎的药物，无论是针对轻中症还是重症患者，是不是充分验证了它的有效性安全性？总体来讲还是个问号。 新京报：很多科学家都在进行“老药新用”的研究。据了解，清华大学药学院和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也取得了一定进展。 丁胜：为应对疫情，亟须选出能用在患者身上的、发挥作用的药物。清华大学药学院和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我们药学院的一个实验室专门着手这个方面的工作，最近将公布初步的成果。 老药新用是我们投入最大的工作，前期的研究还算有效。我们多次进行药物筛选，也整理了一些候选分子，提供给国家相关机构作为后续研究和临床试验的参考。 新京报：临床医生普遍反映，重症患者的用药更谨慎。对于老药新用的方法，他们会担心。 丁胜：医生的担心是肯定的，特别是重症病人很多是有并发症的。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样的药物更安全更有效，确实需要进一步的认知。 实际上已有的药物，包括瑞德西韦，或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目前针对重症患者是有临床试验进行的。 目前有待回答的问题还非常多，我们正在积极地推动，通过对候选药物的认知，组织接下来的验证工作。 现在国内的病人少了，合适入组的没有那么多，但海外的疫情正处于快速暴发期，我们之前的工作应该继续推动下去。 新京报：瑞德西韦是目前比较火的一款药物，最初用于治疗埃博拉病毒。在中国史无前例地跳过I期、II期临床试验，进入III期试验。其他类似的药物，是否也会考虑跳过一些步骤？ 丁胜：和已经上市的老药不一样，瑞德西韦是一个未上市药物，没有任何适应症被批准。 在应对特殊疫情的考虑下，无论是已经上市的、用于其他适应症的药物，还是只是开发到一定阶段的药物，都可以基于药物具体作用的机制，以及它跟新冠病毒相关的一些数据，比如说相关的动物模型数据支撑，直接跳过临床的一些阶段。 它们被直接用于新冠患者，直接从II期或者III期试验开始做，这是有不同的设计方案的。实际上，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间，这种做法已经在尝试了。 新冠临床研究的一个优势是病程短，一般是两周到一个月的用药观察期。有的疾病用药需要比较长的观察时间，比如几个月到几年，再去做临床终点的判断。 新京报：国内疫情接近收尾，您觉得还有哪些研发工作需要关注？ 丁胜：虽然国内疫情处于收尾阶段，但长期还是比较严峻的。老药新用应当继续做得更扎实，我们也制定了中长期的药物研发方案。 开发新药是眼光更长远的方式。当然，下次的威胁可能是另外的冠状病毒了。从更广谱的角度上能否开发出更好的药，我们也做了相关的内部论证和启动工作。 未来能不能朝着更理想的目标，开发多款更好的药物，这需要基于前期对新冠病毒的认知，以及国际合作的方案。 ▲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科研人员投入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研发中。受访者供图 赛跑：中国的研发经验可以与国际合作 新京报：你说的国际合作，可以从哪些方面展开？ 丁胜：不论是药物还是疫苗，中国的经验，都是可以与全球合作的。 现在海外有新发生的感染人群，正处在发展的阶段。我们应该着手去做一些临床设计，我们现在可以基于中国已有的经验教训，更好地更合理地设计临床方案。为了海外的患者，为了未来，都应该去做这件事。 新京报：最近一段时间，“群体免疫”的观点很受关注。 丁胜：我个人是非常反对的。现在去做群体免疫，代价和争议巨大。 新冠这个疾病很棘手，群体免疫的话有些地方难免失控。它相当于自然界进行自我选择，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对公众的损失和风险过高。 如果非要做，需要疫苗给大家形成免疫，或者在特定情况下进行保护性用药，会让情况好很多。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条件，目前疫苗或者保护性用药还没有研发出来。 公众急迫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从遵循科学规律的角度而言，需要有一定的耐心。 新京报：您觉得国家层面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建立相应的机制？ |
